永历十年的夏末，南京城沐浴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监国行在内，朱常沅的目光却越过了江南的繁华与喧嚣，投向了西南方向那片层峦叠嶂、迷雾重重的土地——云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以及四川南部。这片广袤的区域，名义上高悬着永历年号的大明旗帜，实则由一个强大而高度自治的军事政治集团所掌控——这便是以秦王孙可望为首，以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为主要将领的原大西军余部。
这一日，核心密议在行在最深处的静心斋进行。仅有朱常沅、李元胤与监国妃沐涵在场。巨大的西南舆图铺在案上，云贵高原那片被朱笔特别圈出的区域，显得格外刺眼。
“元胤，涵儿，”朱常沅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难以驱散的忧虑，“东南郑成功，虽跋扈，然其势在海上，根基在闽南，与我有长江天堑相隔，尚可周旋。然西南孙可望……其据有云贵根本之地，拥带甲之众十万，与我湖广、广西接壤绵延千里，实乃肘腋之患，腹心之疾！近日，彼处可有异动？”
沐涵神色凝重，她执掌的靖安司，已将最精锐的力量渗透西南。她展开一份密报，清晰禀报：
“监国所虑极是。西南局势，其核心在于孙可望其人之野心，与其内部之复杂矛盾。”
“孙可望，自继承八大王（张献忠）部分基业，转战入滇黔，虽接受监国秦王封号，然其志在割据，甚有僭越之心。其在昆明，仿朝廷设六部，建宫殿，出行仪仗逾制，属下私呼‘千岁’，其不臣之迹，已非秘密。然，此人亦深知，此刻彻底扯旗自立，必成众矢之的，故表面仍遵奉正朔，借此名号整合内部、对抗清虏，行养寇自重之实。”
“目前，其战略重心在于经营云贵，窥伺四川。其在云南屯田开矿，积蓄粮饷，编练士卒，实力日增。对贵州的控制亦极为严密。同时，不断派兵北上，与盘踞四川的清军及当地明军残部争夺川中等地，企图占领天府之国。”
李元胤结合军情补充道：“孙可望麾下，皆百战悍卒，估计精兵不下五万，加之辅兵，恐逾十万。其以云贵高原为凭，进可攻退可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目前，我军布防重心在长江沿线，于西南方向，仅在广西西部（泗城、镇安等府）及云南东部和南部有部分兵力与当地归附明军协防，实则难以对孙可望构成有效威慑。真正能对其形成些许牵制的，唯有黔国公沐天波在云南的旧有威望。”
“沐天波近况如何？”朱常沅关切地问。沐天波是沐涵族亲，世代镇守云南，在土司中威望极高，是永历政权在西南最重要的潜在支点。
沐涵脸上掠过一丝阴霾：“黔国公处境艰难。孙可望为笼络人心，对沐府表面尊崇，加沐天波黔国公爵，实则将其置于昆明，形同软禁，兵权、政权尽夺。沐府旧部多被调离、分化。天波公心怀故国，然身不由己，只能虚与委蛇，暗中联络旧部，如履薄冰。他是孙可望阵营中，最可能也是唯一能牵制孙部的潜在力量，但一旦意图暴露，必有杀身之祸。”
“孙可望内部，绝非铁板一块吧？”朱常沅追问关键。
“监国明察！”沐涵语气肯定，“此正是西南局势最微妙、亦可能是我朝唯一可乘之机！孙可望虽势大，然其集团内部，至少有三大隐患！”
“其一，亦是最大隐患，孙可望与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之深刻矛盾！”
“李定国、刘文秀，皆为大西军元老，战功赫赫，威望素着，与孙可望本以兄弟相称。然孙可望为人骄横猜忌，权力欲极重，对李、刘二人多方压制。尤其对李定国，因其用兵如神，爱护士卒，深得军心，孙可望忌惮最深。近日探得，孙可望以‘统一粮饷’为名，克扣李定国部饷械，又调离其麾下得力将领，二人矛盾日趋公开化。”
“其二，原大西军与云贵本土势力之矛盾。 孙部骨干多来自陕豫川楚，与当地土司、百姓时有摩擦，统治基础并不稳固，需依赖沐天波等旧明势力协助安抚。”
“其三，军中‘扶明’与‘自立’路线之争。 部分将领，如李定国、刘文秀等，受沐天波等人影响，确有扶保大明、共抗清虏之志；而孙可望及其部分心腹，则更倾向于割据一方，甚至问鼎中原。”
李元胤总结道：“由此可见，孙可望外强中干，内部危机四伏。其势虽大，然如沙上筑塔。我朝对西南之策，硬攻则力有未逮，且必两败俱伤；放任则养虎为患，终遭反噬。唯有‘剿抚并用，分化瓦解’八字方针。”
朱常沅站起身，遥望西南，目光深邃：“二位爱卿剖析透彻。孙可望，乃悬于榻侧之利剑。用得好，可为我屏障，甚至成为北伐之奇兵；用不好，则剑锋倒转，祸及腹心。当前我主力需应对江北虏酋，无力西顾。对西南，当以羁縻、安抚、分化为主，静观其变，以待其时。”
他做出初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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