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五年，二月二，龙抬头。
西山“第一工场”的织造坊内，却无半分节日的喜庆。五十架改良织机，只开了不到三十架。梭子来回的“咔嗒”声稀疏零落，显得厂房格外空旷。
工徒们大多坐在自己的织机旁，或发呆，或低声交谈，脸上带着焦躁与不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像暴风雨前的闷雷。
坊外，铁匠坊的锤声也稀落了很多。炼铁炉虽然还烧着，但只有两座在出铁水，十几个铁匠学徒围着炉子，心不在焉地看着火候。
这一切的源头，要从五天前说起。
正月廿六，工场提调杨慎突然宣布：因“原料供应不畅、成品销路未完全打开”，自即日起，织造坊、铁匠坊部分机位暂停生产，相关工徒“临时放假”，放假期间只发每日十文“饭贴”，无工钱。
这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刚刚尝到甜头的工徒们头上。
放假？只发十文饭贴？那怎么活？
一个叫赵大柱的织布工徒，当时就急了，嚷道：“杨大人，俺们签的契书上写着，只要按时上工，每天三十文底钱！现在让俺们放假，凭啥只给十文？”
杨慎耐着性子解释：“契书上写的是‘实际提供劳务，方按日计酬’。现在没有活干，工厂也是无奈。十文饭贴，已是体恤大家不易。”
“没有活干，是工厂的事！又不是俺们偷懒！”另一个叫王栓的年轻铁匠学徒喊道，“俺们天天按时来，是你们让停的！就该照发工钱！”
“对！照发工钱！”
“三十文！少一文都不行！”
场面一度混乱。杨慎好说歹说，承诺只是“暂时”，一旦原料运到、销路打开，立刻复工，工钱照旧，还可能有补偿。这才勉强压下了当天的骚动。
但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来。
先是传言，说从江南走海路运棉花的船，在渤海湾遇到风浪，“可能”要延误半月。接着又有人说，工厂仓库里积压的棉布“太多了”，卖不出去。更有甚者，坊间开始流传，说这官营工场“就是一阵风，长不了”，“官府亏不起钱，迟早要关门”。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工徒们大多是流民出身，好不容易找到个安稳活计，眼看又要断掉生计，怎能不急？
“临时放假”的工徒，每天只领十文钱，连最基本的饭食都勉强。还在上工的，也人心惶惶，担心不知哪天就轮到自己。
矛盾，在沉默中积累。
二月初二中午，工厂食堂。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一个大草棚，里面摆着几十张长条木桌凳。往日开饭时，虽然粗糙，但好歹有糙米饭、一碗菜汤，偶尔还能见点油星。工徒们劳累半天，能坐下来吃顿热饭，是难得的慰藉。
但今天，饭刚打到碗里，就有人炸了。
“这他娘的是人吃的吗？！”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名叫胡三，是铁匠坊的学徒。他“哐当”一声把粗陶碗砸在桌上，汤水四溅。
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飘着几片烂菜叶。旁边木桶里的糙米饭，不仅颜色发黑，还夹杂着不少谷壳和砂石。
“昨天还是半干的饭，今天就成涮锅水了？米呢？菜呢？肉星呢？！”胡三吼道。
食堂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工徒都看向自己碗里的食物，脸色变得难看。
负责打饭的伙夫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嗫嚅道：“胡……胡三兄弟，杨大人吩咐了，现在……现在工场艰难，要节省开支，粮食……粮食得省着点吃……”
“省着点吃？”胡三一步上前，揪住伙夫的衣领，“老子每天在铁匠坊，烟熏火燎，流多少汗？就吃这猪食？工钱减了，饭也减了，你们想把老子们饿死不成？！”
“对！这饭没法吃！”
“俺们不是牲口！”
“找杨大人说理去！”
愤怒像火星溅入油锅，瞬间点燃。几十个工徒扔下碗筷，跟着胡三，涌向工场中央的议事堂。
剩下的人，有的犹豫着跟了上去，有的则默默坐在原地，看着碗里糟糕的食物，眼中满是绝望。
议事堂里，杨慎正和几个匠师、书吏开会，商讨如何尽快打通原料渠道。忽然听到外面喧哗，刚站起身，门就被“砰”地撞开了。
胡三带着二十多个怒气冲冲的工徒闯了进来。
“杨大人！”胡三劈头就问，“工钱减了，俺们认了！可这饭食，一天比一天差，今天直接给俺们吃涮锅水！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吗？！”
杨慎看着这群眼冒怒火的汉子，心中一沉。他知道伙食标准降了，但没想到降得这么厉害。他看向负责后勤的书吏，书吏脸色苍白，低声道：“大人，粮库……粮库里陈米快没了，新粮还没运到。采买的人说，市面上粮价涨得厉害，咱们给的银子，买不到原来那么多……”
“听见了吗？杨大人！”胡三冷笑，“工厂没钱了！没粮了！俺们还在这里耗着干嘛？等着饿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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