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塞纳河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中，水波不兴。安全屋内的空气却异常凝重。分析结果陆续汇总，每一份都像是投向幽深水面的石子，激起层层疑窦。
老张带回的暗红色粉末，经夏青远程初步分析，确认含有Type-X矿石的提纯衍生物、微量放射性示踪剂（一种常用于跟踪生物样本或特殊材料的同位素），以及一种奇特的有机粘合剂成分。“这种粘合剂与我们在老码头‘γ节点’墙壁图案上发现的颜料基质成分有95%的相似度，但配方略有优化，干燥后更稳定，且似乎添加了某种光敏或电磁敏感成分。”夏青的声音透过加密线路传来，“对方不仅知道我们来了，而且可能正在使用类似‘标记’或‘追踪’的技术。你们要提高警惕，不排除粉末本身带有某种不易察觉的示踪或感应特性。”
与此同时，沈翊已经将芯片中解密出的关键信息进行了精简和初步梳理，形成了一份概要报告。在与安娜·勒菲弗和巴黎警方指定的负责警官——一位名叫“让-皮埃尔·克莱蒙”的、神情严肃、眼神锐利的警督——进行紧急会商时，陆涛有选择地分享了部分内容。
“李明远馆长长期搜集与‘棱镜’计划可能相关的历史研究资料，他本人可能因此遇险。芯片信息显示，一个代号‘巴黎脉搏’的‘棱镜’前期测试设施，可能已秘密部署在巴黎某处，目前处于休眠状态。其选址与圣日耳曼德佩区历史记载的某种‘地磁异常’有关。”陆涛用平板展示着地图和部分非敏感资料图片，“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防止其被激活、转移或销毁。”
克莱蒙警督翻阅着概要，眉头紧锁。他显然对“神经场”、“能量谐振”这类概念感到陌生甚至怀疑，但“跨国犯罪组织”、“非法实验设施”、“潜在公共安全威胁”这些关键词触动了他的职业神经。安娜在一旁用法语低声补充解释着，强调事件的严重性和与国际刑警合作的必要性。
“圣日耳曼德佩区……地下结构非常复杂，有古老的采石场、中世纪地窖、废弃的地下铁路支线，还有错综复杂的下水道系统。”克莱蒙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在那里找一个隐藏的设施，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私人产权、文物保护限制……调查难度很大。”
“我们有一些线索。”沈翊调出那份L-7档案的翻译件和“巴黎脉搏”文档的摘要，“‘历史能量异常记录点’、‘现有地下空间可利用性’、‘本地合作方掩护能力’。结合陈伯笔记中可能指向的‘十字星下的守望’隐喻，我们可以尝试从这几个方向交叉筛查。”
“‘十字星下的守望’？”安娜问。
“可能指某个带有十字星标志、位置较高或具有了望功能的古老建筑，比如教堂钟楼、天文台旧址，甚至某个古老家族纹章含有十字星标记的宅邸。”沈翊推测，“这类地点往往与历史事件、秘密社团或早期科学研究有关，也可能是‘棱镜’选择合作方或掩护点的参考。”
克莱蒙沉思片刻，拿起内线电话：“我需要圣日耳曼德佩区及邻近第六区所有已知的、带有十字星元素或相关传说的历史建筑清单，包括教堂、私人宅邸、废弃机构。还有，调阅该区域过去二十年所有不寻常的产权交易、长期租赁、以及涉及‘文化交流’、‘历史研究’、‘地下空间修缮’的许可记录，特别是那些审批后实际活动很少或难以核查的项目。”
巴黎警方的机器开始运转，效率比预想的要高。与此同时，陆涛也通过自己的渠道，联络了在当地有关系的安全人员，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搜集信息。
下午，初步清单和可疑记录被汇总过来。清单上有十几处地点，包括几座知名教堂的附属建筑、两处已改为艺廊或书店的古老宅邸、一个废弃的小型私人天文台旧址，甚至包括索邦大学某栋历史建筑顶层的某个古老徽记。
可疑记录则指向三家文化基金会、两家艺术品修复公司、以及一个注册为“地下巴黎历史研究学会”的民间组织，它们在近十年内都曾以研究或保护名义，申请进入或短暂使用过圣日耳曼德佩区某些鲜为人知的地下空间，其中一些申请后续的成果报告含糊不清或干脆缺失。
“重点排查这三家文化基金会和那个‘地下历史研究学会’。”陆涛指着记录，“‘棱镜’擅长利用文化学术外衣。马国华的‘辰星基金会’就是前车之鉴。”
就在这时，沈翊的电脑发出提示音，是他设置的一个自动化比对程序有了结果。程序将芯片中解密出的早期研究资料作者缩写、机构碎片、以及从公开学术数据库和暗网特定角落抓取的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发现了一个微弱但不容忽视的联系：几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进行边缘能量研究的学者（其笔记出现在李明远的收藏中），在晚年或去世后，其部分未公开手稿或实验数据，疑似通过一个名为“普罗米修斯遗产信托”（Prometheus Legacy Trust）的离岸基金会的资助项目，被“系统性地保存和整理”。而这个信托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名单上，有一个名字——马国华（作为“亚洲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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