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萨多在朱琳办公室定下的吸纳本地用工方案，如同一阵暖风，迅速吹遍了安托法加斯塔的街巷。当招聘启事正式贴在工厂大门和市政布告栏上时，渴望改变生计的智利青壮年们踊跃报名。朱琳的人事部门严格按照流程进行筛选和基础培训，很快就有一批手脚麻利、态度积极的本地人走进了车辆厂的大门，从事着搬运、辅助装配、场地维护等工作。工厂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开始初步的磨合。门萨多对此十分满意，这无疑是他政绩薄上亮眼的一笔，也暂时平息了本地社区的一些微词。
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潜伏。远在智利南部荒凉据点，像冬眠毒蛇般的佐藤和特高课大佐，从未放弃过对北部那个日益壮大的“毒瘤”的仇恨与破坏欲。接连的失败让他们愈发焦躁，尤其是得知朱琳不仅稳固了内部，还开始与本地势力深度融合，甚至打开了国际市场，这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不能再等下去了！”大佐一拳砸在简陋的木桌上，灰尘簌簌落下，“必须在她彻底扎根、与本地势力捆绑得更紧之前，制造裂痕！挑拨离间，让那些智利猪和中国猪互相撕咬！”
“大佐阁下，门萨多那个老狐狸现在护着她，本地人刚得了好处，恐怕没那么容易被煽动。”佐藤谨慎地提醒。
“哼，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盟友。”大佐眼中闪着阴冷的光，“门萨多就没有政敌吗？那些被他打压、驱赶的人，心中就没有怨恨吗？还有那些刚进工厂的智利穷鬼，他们真的能和中国工人和睦相处？文化、习惯、语言，处处都是导火索！我们只需要找到合适的火药，点燃它！”
他们利用残存的、在南部活动的暗线，开始秘密接触那些曾被门萨多以“扰乱治安”或“破坏投资”为名强力清理、驱赶到南部的不安定分子。这些人对门萨多和带来改变的朱琳充满怨恨，极易被鼓动和收买。与此同时，大佐通过更隐蔽的渠道，与门萨多在地方议会中的主要政敌——一位同样有背景、对门萨多近年来风头过劲深感不满的议员搭上了线。双方虽目的不尽相同（一方想彻底搞垮朱琳和门萨多，另一方只想打击门萨多声望），但在“制造麻烦、引发冲突”这一点上，一拍即合。一张针对矿区稳定和门萨多-朱琳联盟的暗网，在1924年底悄然织就。
时间推移，1925年的春节在矿区的张灯结彩和简单庆祝中度过。正月初八，车辆厂的新增生产线已经安装调试完毕，产能进一步提升。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然而，冲突的种子就在这看似和谐的表象下发芽了。一月底，第一批本地员工工作刚满一个月，正处在新鲜感消退、磨合问题开始显现的阶段。在总装车间的一个工段，因为语言沟通不畅（一个简单的部件传递指令被误解），加上一名被暗中收买的智利捣乱分子（混在正常应聘者中）故意挑衅、煽动，一名年轻气盛的中国装配工与几名智利辅助工人发生了口角。被收买者趁机将口角升级为推搡，并故意损坏了旁边一个即将完工的零部件。
事情迅速闹大。被损坏的部件价值不菲，延误了整条线的进度。车间主管（中国人）介入处理时，那名捣乱分子及其同伙（也是被收买的）不仅不认错，反而大声叫嚷中国人歧视智利工人、管理不公，并试图煽动更多不明真相的本地员工。
场面一度混乱。许多正直的智利工人并未被煽动，反而劝阻自己的同胞：“好好工作不行吗？为什么要惹事？”“老板给了我们工作机会，不要破坏！”但捣乱分子显然有备而来，冲突超出了车间主管的调解能力。
朱琳接到报告后，立刻按照与门萨多的约定，没有自行扩大处理，而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负责该区域的警察分局。分局长是门萨多一手提拔的干将，为人还算公正，接到报告后不敢怠慢，亲自带人赶到工厂。
经过现场调查、询问证人（包括多位仗义执言的智利工人），分局长很快弄清了事情原委：核心是几名（事后查明是被收买的）智利员工蓄意挑衅、破坏生产，中国工人一方虽有言辞冲突，但并未主动升级暴力。他当场拘捕了为首的几名捣乱分子，并对涉事双方进行了严厉的训诫和调解，责令损坏公物者照价赔偿，并要求工厂加强管理和员工沟通培训。
分局长自认处理得公正迅速，然而，他低估了对手的阴险。门萨多的政敌早已布下陷阱。就在分局通报案情、准备结案的当天，几家受议员控制的本地小报突然以头版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标题诸如《外资工厂血汗压榨，本地工人遭歧视殴打！》、《警察分局偏袒中方，无视智利劳工权益！》，文中歪曲事实，将冲突完全描绘成中国管理者欺压智利工人、警方不作为甚至包庇的场景，刻意忽略了捣乱分子的背景和多数智利工人的客观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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