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关于“长期暴露风险”的提示，在第二天的策略会议上引起了高度重视。顾沉舟立即召集了信息分析、通讯安全和理论物理几个小组的骨干，连同沈清欢和李博士，进行闭门商讨。
“光谱扫描，概率性识别……”顾沉舟手指轻叩桌面，重复着系统提示里的关键表述，“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要‘藏好动作’，更要‘藏好自身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异常信息特征’。我们在这里持续的研究活动，产生的数据流、认知成果、乃至我们这群高度专注的研究者集体形成的思维场域，都可能在这种超灵敏、超耐心的‘聆听’下，逐渐形成一个可以被算法识别出来的‘异常轮廓’。”
信息分析组的负责人面色严峻：“是的，指挥。从信息论角度看，任何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活动，其产生的信息模式必然与完全随机的自然背景存在差异。即使我们加密了所有通讯，消除了所有物理泄漏，但这种‘差异’本身，如果持续存在并被对方从足够多的维度、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采集和分析，理论上就有被剥离出来的可能。就像在一张纯色的画布上，即使你用极细的笔、几乎相同的颜料点画，只要点的密度和分布模式有别于画布本身的纹理，用足够精密的仪器长时间观察，还是能看出痕迹。”
“那我们该怎么办？”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忍不住问，“停止所有研究？这不可能。而且，停止活动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异常’——一片原本有微弱规律信息流出的区域突然‘静默’，同样可能被标记。”
李博士捋着胡子，沉思道：“或许……我们不能仅仅追求‘静默’或‘隐藏’，而应该考虑主动制造某种‘信息噪声’或‘认知掩护’？用大量无意义的、或看似自然随机的信息活动，包裹住我们真正的核心研究产生的信息特征，将其稀释、混淆，让我们的整体‘信息轮廓’看起来更像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多种复杂因素叠加的、难以清晰归因的结果。”
“主动制造‘噪声’？”沈清欢心中一动，这个想法与她之前的模糊思考方向一致。但如何制造？制造什么样的“噪声”才能既有效掩护，又不至于弄巧成拙，反而产生新的、更容易被捕捉的异常信号？
会议讨论了很久，最终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需要谨慎验证的构想——“谐鸣计划”。其核心思想是：利用研究站对“景观”边缘影响极微弱的常规环境监测系统（如监测地下水位、极低频地磁、背景大气离子浓度等，这些监测本身信号极其微弱，且与自然变化紧密相关），在其数据采集和内部处理环节，人为注入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极低强度的、模拟自然复杂性的“信息扰动序列”。这套序列本身不包含任何真实研究信息，其目的就是让研究站向外（虽然极其微弱）散逸的、可能被“聆听”模式捕捉到的“信息场”或“认知痕迹”，变得更加“嘈杂”和“自然化”，从而掩盖真正的“弦测”等核心活动产生的特异性信息特征。
这无疑是一项精细至极、风险未知的操作。注入的“扰动序列”必须完美模拟自然随机过程的统计特征，不能有任何可被识别的规律性；其强度必须控制在既足以起到混淆作用，又绝不对“景观”本身或物理环境造成任何可观测影响的水平；同时，还需要一套严密的反馈监控系统，实时评估这种“主动噪声”的效果，确保它没有产生意外的副作用。
任务交给了通讯安全组和信息分析组联合负责设计“扰动序列”，由李博士团队和沈清欢提供理论支持和效果评估模型，特别是需要沈清欢的系统协助判断，这种人为注入的“信息噪声”，是否会在“景观”或与外部“聆听”场的互动中，引发不可预见的连锁反应。
计划启动，研究站的工作重心再次发生了微妙偏移。一部分人继续在绝对隐蔽条件下推进“弦测”的数据分析和理论建模（进度虽然慢，但“弦谱”上的“星点”在缓慢增加）。另一部分人则投入到了这项全新的、“以信息对抗信息”的“谐鸣计划”中。
沈清欢发现自己处于两个工作的交汇点。她需要继续从海量数据中“打捞”微弱的“弦音”，为理论模型提供支撑；同时，她也需要调动系统的感知和分析能力，协助评估“谐鸣计划”中设计的各种“扰动序列”方案的潜在风险。
这种双重任务让她的工作负荷再次加重，但奇异的是，那种过度运算后的“金属余味”和思维钝感却并未像上次深度协同后那样强烈。相反，在不断切换于两种高度专注、性质却又不同的思维模式之间时，她感到自己的注意力似乎被锻炼得更加“柔韧”和“通透”。系统界面，“核心重构进度”依然在以缓慢但稳定的速度爬升，从15.8%到了16.3%。
她隐约感觉到，这种应对复杂、多层次挑战的过程，这种需要不断整合不同领域认知、在精确与模糊、逻辑与直觉之间寻找平衡的状态，本身似乎就是对系统“重构”的一种促进。情绪价值系统……或许不仅仅是关于情绪的感知与提供，更关乎于宿主在复杂现实挑战中，认知模式的进化与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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