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沉森森地瞥了申时行一眼，眼里像填了两汪黝黑潮寒，
“甘镇之事，朕前日方见户科给事中李廷谟题奏上呈，说是西海蒙古诸部皆道宣大贡市不可久，是故部落离心，河西多衅。”
“又弹劾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董世彦，泄泄然效薄赏小市之议以求缓目睫，其调度额兵仅仅一千五百名而不精地形。”
“并谏议朕选帅练卒，公赏罚克，先生今日所言，与科道官前日所议，倒是异曲同工。”
申时行回道，
“臣以为，戎兵以安甘镇，而计之以安河西，昔年世宗庚戌之变，俺答分兵四掠，畿甸大震，实为前车之鉴也。”
万历帝冷然一笑，道，
“先生的意思朕明白，蓟镇南兵分立三营，乃昔年先帝所令，谭纶、戚继光令得专断，亦是先帝用张居正言，故以兵事所委。”
万历帝说到此处，禁不得蔑嗤一声，道，
“只是先生莫要忘了，昔年俺答之所以能兵临城下、纵兵大掠，盖因世宗时有奸逆严嵩秉政，严嵩为掩其过失，竟令边关诸将坚壁勿战，不发一矢，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
“世宗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然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援军共五万余人却皆恇怯不敢战。”
“以致外域之臣，竟敢于世宗跟前坐观城池，驻兵近郊，而我大明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最终只能宜权许以通贡款虏，世宗在时，一向以此事为奇耻大辱。”
“昔年边事废弛，军饷靡费，而世宗何辜？昔年权奸当政之时，大同、辽东、南京振武营皆生兵变，秣马厉兵，坚壁清野，而何其难也？”
“如今朕裁汰冗兵，整顿边务，便是要节制戎政，掣肘边臣，孔圣人有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倘或九边重镇重蹈庚戌虏变之覆辙，先生难道要朕对世宗说一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么？”
皇帝的指控严重非常，一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其言下之意，便是将申时行斥作为世宗之严嵩、权逆如张居正。
申时行沉默微顷，最终只得朝皇帝施行一礼，喏喏以应。
申时行这一应，他身后的许国与王锡爵自是更无异议，只是对万历帝交口称赞，颂扬大明武德丰沛。
万历帝颜色稍缓，少顷又道，
“先生既说起私军，朕又想起一事，前几日兵部上了奏疏，说武弁属世职，须存留管事加纳者，应严加考核，若果有勇略，则依其功劳分别叙用，不堪者应革回籍。”
“朕细审其奏，以为兵部分列二款者甚好，请先生复谕其部，朕欲清武弁之滥，从今以后，非系世职武举，不许领敕行事，或朦胧推升咨用。”
申时行回道，
“吏部近有题奉，今岁乃国家六年一次考察之典，依明例，四品以上官员俱应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清政本事。”
“皇上若意欲裁革武弁，不如当此记吏之时、朝廷行法之际，计其功能而去留之也。”
万历帝道，
“先生此议甚好，朕前日见辛自修奏言，京察关系重大，倘或惟凭台谏铨曹，访单为据，则往往不免，毁誉出于爱憎，是非半自讹传，中伤念多，为国念少，以致彼此抵牾公私。”
申时行回道，
“考察事宜自当虚心秉公，皇上可明旨示下，令都察院务必矢心无私，鉴别必求根据，留意必及孤立，然后党同伐异之风自可销矣。”
万历帝点头道，
“说起升擢任免，朕这里却另有一桩难题，工部尚书杨兆老迈垂朽，工部如今事情又多，石星一人实难堪当工部重任，诸卿以为，何人可替杨兆为工部尚书？”
王锡爵躬身一礼，回道，
“臣以为，工部左侍郎何起鸣可为尚书。”
“臣前日见刑科给事中李国上奏言，先年黄河决堤桃源崔镇口，与高家堰、黄浦浅诸处、徐邳间俱成巨津，幸赖旧总河臣潘季驯建遥堤、修闸坝、筑堰口，导汜滥东归云梯关入海，五六年来盖无水患。”
“顷秋水霪潦横流，黄河决堤万家口凡百余丈，诸臣用力葺塞，稍得缓流，但若春涨波涛汹涌，新塞之口必决，值粮运未过之日，深为可忧。”
“臣闻何起鸣为工部郎中时，尝往勘黄河故道，施整河工克勤克俭，理当担此重任，为皇上分忧。”
万历帝默然片刻，方道，
“又是潘季驯。”
万历帝冷冷道，
“他们都察院为潘季驯鸣冤倒也罢了，毕竟是职责所在。”
“王卿是李植的馆师，李植劾以潘季驯党庇张居正，诬上欺君，朕从其之言，已将潘季驯革职为民，王卿竟也不认同李植所言吗？”
王锡爵道，
“张居正、冯保之狱，乃皇上志向亲定，李植等人不过投皇上所好。”
“皇上一向是知道臣的，从前徐学谟怂恿皇上在太峪山修建寿宫时，李植、江东之及羊可立三人因臣过去曾经驳斥过张居正，故而以丧葬之术、风水之由暗中诋毁首辅，想借此排斥异己，扶持臣为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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