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多谢大家了，这高校南迁事关重大，是要谨慎些为好！”范文林轻咳了两下，将手放到桌上，伸出食指点了点。
恐怕，这才是上面会这么快将范文林放出来的原因！
学生游行示威是有压力，但是那种压力在有实权，有军队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前，显然是不够看的。
但学生闹事一旦和高校内迁一事结合到一起，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是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所以，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必定是要发生转移的。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文化中心、经济中心要不要转移就是一个大问题！
政府及相关机构的运转必然是脱离不了经济的支持，而人才补充又离不开高等知识分子。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肯定是希望所有的大型工业、学校都跟着他们一起转移，但到底要怎么选择，决定权却在这些人自己手中。
国民政府总不能拿枪抵着别人的脑袋说你必须跟我走，不然就让你消失吧。
既然说不出这样的话，又想让这些机构产业跟着一起走，那就只能采取怀柔的措施，劝说引诱等等。
就以高校界来说，那些国民政府直接管理控制的学校还好说，通过校董会的统一表决，在做一些口头承诺，让他们答应跟着一起走也没什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直接受国民政府控制的，眼前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金陵大学！
范文林一边在脑海里思索着想法，一边和卫浩宇交流。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最开始是由汇文书院、益智书院、基督书院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而成，成立于民国十七年，是较早的几所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
根据这份立案的协议，金陵大学的校长由中国人简和豫担任，学校的行政处的高级职务也向华人开放，校董会也有一半以上的华人代表参与其中。
在金陵大学成立之后，名义上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管理，需要遵守南京国民政府定下的关于校内院系结构，教学内容，人员录用等政策法规，而南京国民政府也会定时的为金陵大学提供资助，以资励学校的老师同学。
金陵大学从表面上看起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匪浅，但实际上它教会式学校的本质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学校的各项重大方针需经过校董会讨论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而这个校董会的成员构成在比例上实现了中美各半，但其中心仍是偏向于教会的态度。
在校董会中，外籍校董拥有非常大的发言权。此外，在校内以简和豫为代表的中国教职员对校内事务虽然有了更大的掌控权，不过仍要受到校内外籍教员的制约。
所以相比于大部分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言堂”，简和豫在主政金陵大学时有多方面的掣肘，既在校内校外受到西籍教员和教会的制约，同时也要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管理，在做出决定时需要不断平衡各方的意见。
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大量战区的高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但却不是所有的高校都会选择向内地迁移。
根据范文林的记忆，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处于战区当中的学校共有85所，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选择西迁的学校仅有35所，另有9所停办，而剩余的41所学校则选择了留在原址办学或在本省内小范围迁移。
若是从地区角度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学校主要集中在两个城市，分别是北平和上海，在迁留比例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在上海的有22所高校，其中4所学校是从外地迁入上海的，分别是私立东吴大学(原址苏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原址杭州)、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原址苏州)、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原址苏州)，而全面抗战前在教育部注册的上海高校有24所，其中18所留在了上海。
全面抗战前北平的15所高校中，9所高校选择西迁，6所私立学校则选择留在北平。综上来看，在全面抗战初期，在原地留守办学是很多高校的选择，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选择西迁的高校。
若以学校性质来看，全面抗战前的28所处于战区的国立院校，有19所选择了西迁，而40所私立院校中，仅有12所选择西迁。
一方面，大量的高校，尤其是国立高校，迫于战争的压力，选择了在教育部的帮助下内迁至中国西部。
另一方面，大量的私立院校缺少教育部的支持，但又不想在战火的侵蚀下直接停办，这时候外国势力就成为了这些学校较为可靠的保护伞。
这不仅使上海租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由教会势力支持的教会学校在此时也更加倾向于显露自己的外国身份，基本上所有的教会大学也都选择在原地维持。
金陵大学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教会学校，其实它完全可以不用西迁，就留在南京或是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迁徙，例如就在江浙一带移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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