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与南诏的恩怨并非空穴来风。
当两国友好时，南诏每年都派留学生到大唐学习进修，唐王朝就近选址，将留学生们安置在成都，以便统一管理。
为了彰显我天朝大国之繁荣富庶，为了让化外番邦感受到我皇恩浩荡，留学生享受着高标准的生活待遇和高质量的师资力量，并且一切费用全免，大唐愿意为此买单。
南诏如沐春风，对大唐无比崇拜，于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为唐臣！
醒醒。
这只是大唐给自己导演的一出好戏，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接纳留学生，除了炫耀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文化输出。让蛮夷的下一代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上的落后和贫瘠，意识到中原文明的强大和发达，巨大的反差足以让年轻的一代怀疑人生，从而对中原文明心生向往，倾心汉化，成为“唐粉”、“精唐”分子。
然而大唐的“和平演变”却收效甚微。这些留学生显然是经过蛮夷精心挑选、培训合格的“蛮忠”分子。他们学成之后，无一例外都选择回国建设自己的家乡，为南诏的崛起添砖添瓦贡献一份力量。
一批留学生毕业了，新的一批留学生又来了，如此往复循环，长达五十余年。大唐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宝贵的教育资源，却没有换来羊羔跪乳、乌鸦反哺。
南诏的称臣纳贡呢？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景象当然是存在的。然而这更是一件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南诏贡使带着点儿不值钱的当地土特产，送到长安表忠心。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天朝大国地大物博，金玉珠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然要秉承厚往薄来的精神，翻着倍的给回礼。
回礼还有另一项原则：雨露均沾。凡是前来进贡的使节，无论是领队还是随从人员，每人一份。
进贡的使团往往规模宏大，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给大唐进贡，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投资渠道，一本万利、包赚不赔。
周边番邦蛮夷、各色人种，全都争先恐后地挤到长安，玩了命儿的磕头喊万岁表忠心。
长安城内一片盛世，大唐天子沉醉在万国来朝的景象中，久久不能自拔。
时任西川节度使杜悰，就剖开了这层面纱，为唐宣宗陈说利害。最后，唐宣宗下令，大幅削减南诏留学生名额和经费补贴；限制南诏进贡的次数和人数。
南诏国主劝丰佑大怒，写信大骂唐王朝，并撤回留学生、停止朝贡。同时，开始在边境上制造矛盾冲突，侵扰大唐边境。
两国裂隙开始凸显。
公元859年，唐大中十三年，南诏天启二十年。唐宣宗驾崩，巧了，南诏国主劝丰佑也薨了。
同年，26岁的唐懿宗和16岁的世隆纷纷走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岗位。
依照惯例，大唐派出告哀使者，向南诏送达宣宗皇帝驾崩的噩耗。而这一事件就成了南诏与大唐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
新继任的南诏国主世隆列举了两条大唐无礼的罪状：
一，你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啊！让我们去吊祭，你们怎么不给我吊唁？
二，你们这封诏书是下给先王的，不是给我的。瞧，抬头写的是“亲爱的劝丰佑”，不是“亲爱的世隆”。对不起，这个包裹我不敢代收，拒签。你们找本人签收吧。
按照惯例，南诏国主去世后，作为宗主国，大唐都会派高级官员充当吊祭使，而且长安方面还会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不过世隆的这个借口找的实在勉强。南诏没有告哀，大唐根本就不知道劝丰佑已死，怎会吊祭？也就更不可能给新国王册命了。
也许南诏派出了告哀使者，两位先王死得太巧，路途遥远沟通不畅，存在时间差。
总之，世隆顺水推舟，利用了这个时间差造成的误会。既然没有得到上国的册命，那正好自绝于中国。于是，世隆改国号为“大礼国”，改元“建极”，自称“皇帝”，拒绝承认与大唐的宗藩关系。
同时，南诏出兵攻陷播州。边境冲突升级，大唐南部边陲形势急剧恶化。
这就是唐懿宗新登基时面临的“外患”。
不久之后，浙东裘甫之乱平息，安南都护府也奏报收复播州。群臣入朝称贺，唐懿宗改元大赦，如前文所述。
唐懿宗显然低估了这次边境冲突的性质，更低估了这个16岁南诏少年国主的野心。
大唐对南部边陲的控制力是存在严重漏洞的。
这里天高皇帝远，其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疆大吏们的个人能力。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王式的韬略和品行。
比如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就通过吃空饷，一举吃掉了广州、桂州、容州三道的驻邕防戍兵。使得南诏轻松攻下邕州。
之前，大唐在安南有六千常驻军。而前任安南都护李琢，将其全部遣散，把防戍工作外包给了一个当地酋长李由独，为朝廷省下了六千驻军的军费，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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