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随着年代推进，对于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而赵昺具有的优势，就是先他人一步知道后边的历史，他知道自己虽然能改变历史的局部，甚至加快历史的进程，但是无力改变历史的发展规律，无法将大宋一步带入新的社会形态。
以赵昺所知入明后朱元璋及继承者们已经意识到不能一味地让贵州地区搞土司自治，土司制度看起来节省了治理成本，实际上增大了治安隐患，阻碍了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必须要加强中央政府对贵州地区的直接统一管理。
不过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明朝统治者对管理贵州的重要性之认识，最开始是从征服云南地区的行动中得来的。当年蒙古大军南下伐宋，忽必烈率领一军穿越川西和吐蕃，剿灭了盘踞云南和缅甸地区的大理政权，再从云贵地区迂回进入南宋境内，使得南宋遭遇了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
到了明朝初立之际，虽然明军已经克复中原、幽云、川甘和江南，但是西南云南地区仍为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率领的元朝残部控制，与逃到大漠的北元势力南北勾连，意图反扑。“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老朱决定彻底扫平云南地区的元朝残部。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以贵州作为战略支撑点。在明军扫平川蜀地区的夏政权时，贵州地区各土司势力就认识到了明军的强大实力，纷纷向明廷上表归顺。朱元璋在贵州地区延续了元朝时期所设置的播州宣慰等多个宣慰司，并在今贵阳地区设置贵州卫，实行“军卫法”进行屯兵戍守。
面对贵州地区多个土司并立的情况，明廷将水东、水西合并为贵州宣慰司，司署也设在贵州卫。以后又下诏设立湖广布政司和四川布政司，将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划给湖广，将播州和贵州两个宣慰司划给四川。而剩余的贵州地区仍在元朝残部手中，老朱随即发起征服云贵地区的战役。
为了此次战役的物资供应与驿站通达，直接建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了普安卫、尾洒卫、普定卫、乌撒卫、水西卫等十多个卫所，这些卫所都分布在从湖广进军云南的交通要道上。由于前期明廷在贵州的卫所建设很有成效，大军在贵州地区得到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赵昺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一步，但是他面对的形势与老朱还是有区别的。老朱先打大理是因为当时元梁王实力尚在，有能力稳住大理段氏进行顽抗，甚至通过吐蕃与北元相勾结。而他先期以‘寸白军’遗族还乡的名义展开对云南的进攻，搅乱了云南的形势，如今那边已经是乱成一锅粥，无力旁顾贵州方面。
另一个不同则是赵昺和老朱对待土官的政策是有不同的。明初在平定云贵之后，老朱继续加强对贵州地区的地方治理，为了巩固对贵州地区的治理，镇压当地的土司叛乱，在原有的十几个卫所的基础上，又不断增加兵力，并对施礼最大的土司保持警惕。
老朱通过不断增加军事力量，将贵州各大土司的势力地盘相分割，避免他们结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朝廷之势力。但是明廷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各宣慰司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布政使司，各土司之间本就有矛盾，且因自治度高而不服布政使司管辖。
至此，明廷才考虑在贵州地区建省，设立一个统一的布政使司，不过这时已经是小朱掌权了，但是土司管理仍然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形式。朱棣利用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为了争夺地方势力爆发冲突的时机，将两人除去。
而后朱棣正式下诏，仿效内地行省的建制设置贵州行省，废除思州和思南两大宣慰司，在已有的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新设贵州布政使司，废除当地的土司，改为中央政府派驻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随着时间推移，明廷扩大了贵州省的范围，将播州宣慰司等地也纳入了贵州管辖，彻底将贵州地区的土司纳入了贵州省的范围内。
不过改土归流在明朝不是主流，新建立的贵州省，下辖贵州宣慰司，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铜仁、镇远、乌罗八府，府以上由朝廷派流官直接管辖，州县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明穆宗年间，才基本确定了贵州的地位。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要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开始，结束了土司制度。
由此可见，明朝为数不多的“改土归流”之举主要就是在贵州和云南地区实施的，但这些也足以为赵昺实施改土归流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当下播州在蒙元在川蜀地区全面败退后，请求仿效唐宋往事，依然保留自己世袭土官的地位。
赵昺深知任用土官的羁縻政策，虽然可以保证一时的平静，却难以实施长治久安，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改弦易张，发动叛乱。而明代不完全的改制，让他们不得不在云贵地区屯驻大量兵力，以压制诸俚，并数次动员举国之兵征讨。这不仅耗费了朝廷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也难以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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