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骑兵的这种成本优势，将要持续十几个世纪之久。在从西太平洋直到波罗的海，从波斯高原直到两河平原，从黄河流域直到多瑙河流域的广大土地上，牧人将用他们不倦的马蹄谱写一幕幕壮丽的铁血史诗。
当然了，在阿提拉马蹄下惨遭蹂躏的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大概不会喜欢使用的“壮丽”这个形容词，被来自蒙古高原的轻骑兵欺负过的女真皇帝卫绍王和大明朝英宗皇帝，也一定会愤愤地提出抗议。
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命运的天平确实大大地偏袒了那些马背上的战士，让这些天之骄子以极其低廉的成本作为代价，肆意地闯入文明世界。然而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矛和盾总是此消彼长。
虽然在对抗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农耕民族大多数时间处于被动局面，但双方纠缠了数千年并没有落於下风，反而时常占据优势将游牧民族拒于塞外，甚至迫使其向北、向西迁移，赢得战争的胜利。其中缘由不必赵昺多说，根本上就是知识的力量。
早期中原王朝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有一定优势，这受益于中原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农耕一方具有足以压倒胜利天平的优势：他们具有锋利的金属兵器，能够及远的弓弩，更为犀利的箭镞和坚固的甲胄。
同时，农耕军团在组织上也更有优势，他们对旗号、金鼓、文书这些古代通信手段的熟练运用，使得帝国军队的统帅能更有效率地判断战场形势和下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通过详细的文字记录，从前人身上总结经验教训。
西汉中后期的名将陈汤比较汉兵与匈奴兵的战斗力，认为五个匈奴兵还抵不上一个汉兵，即便在他们获得稍好一些的装备后，汉朝士兵仍可以保有一比三的优势。因此，游牧民族的成本优势确实被帝国的技术优势大大抵消了。
不过但任何实用的技术，总是趋于扩散的。华夏世界的创造发明，难以长久地保守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商贸的往来，人口的迁移，反复无常的游牧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中逐渐学会了先进技术。
东汉的蔡邕归罪为：“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他虽然说的是鲜卑的情况，但这样的情况对其他民族也都是适用的。赵昺当然明白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但是在中原各个帝国的兴衰史的历史过程中，金属的出口，尤其是向北方游牧民族的输出，一直是被严格控制的。但渴求金属工具的游牧部落的首领，总能通过种种非正常手段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帝国军队所拥有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直至最终被游牧骑兵所超越。
不过，赵昺知道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武器的不断革新，游牧民族终究难以跟上农耕民族知识的进步，战马和弯弓再无法抗衡坦克和大炮，命运女神终于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把游牧民族彻底地踢出局。
赵昺的前世已经再也看不到那些呼啸着越过原野与村落，带来战火和毁灭的骑兵，但距离那个时代，也不过才两个多世纪而已。也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今距离那个时代还有起码五百余年的代差……
命运总是让人无法捉摸，赵昺有时想不通是老天爷缺德，蒙古人的报应，大宋的幸运，还是自己倒霉，把他给扔到了这个动乱年代，好不好的还当上了皇帝，迫使他不得不死里求生，维护世界和平，来改变历史进程。
赵昺清楚自己给世界带来改变，并非他是什么天命之人，而是自己拥有超越这个时代近千年的知识。可也明白长城不是一天就能修好的，当前世界的科技水平还处于极为落后的年代，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他们带入现代社会。
为了保命，为了战争的胜利，赵昺‘发明’出了弩炮、前膛炮、前膛枪、鼓捣出了手榴弹、极简版的火箭炮和迫击炮等等乱七八糟的火器。这些玩意儿虽然超越了这个时代，将宋军从冷兵器时代一下子带进了火器时代。
不过赵昺也十分清楚，限于历史的局限性，他造出的东西还处于原始形态，缺乏技术含量，换句话说就是极易被仿制。
早在十多年前的泉州之战中，赵昺就发现蒙元方面就装备了铜制短火铳，北伐之战中敌军已然开始大规范列装，并独立编制成军。这些说明蒙元意识到了火器在战争中的优势，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制，并进行试制，试图成军。
尽管早在帅府时期，赵昺为了保持武器的先进性就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严防技术泄露，时至今日火药的配方尽管根据用途历经多次改进，分成了发射药、发火药和起爆药等等，但真正掌握配方的人仍不超过五人。
蒙古人同样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发现继承于宋军火药作的配方在威力上远逊于宋朝，而火药的好坏则决定火器优劣的基础，因此也是想方设法改进自己的配方。当然在科技落后的此时，他们即便获得了火药也无法进行解析，那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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