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崇祯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李倧便颁布教书，称自己是为了固守与明朝的君臣大义才遭清军入侵，号召诸道士民也要对国王尽君臣之义、起兵勤王；但这一教书的内容，很快为后金方面所知晓，因此从崇祯九年十二月到翌年正月之间，清军与各路朝鲜勤王兵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战斗。
由于清军的战力明显高于朝军，所以，各路朝鲜勤王兵马被清军先后击退，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洪命耇、庆尚道左兵使许完、尚庆道右兵使闵栐、忠清兵使李义培等文武大员相继阵亡，一时间“赴难之兵，一无成功者”，唯一拿得出手的战绩就是用鸟铳击毙了清军高级将领扬古利。仟千仦哾
见添油战术没办法击退清军的阻拦，朝鲜西路都元帅金自点、西路副元帅申景瑗、留都大将沈器远、江原道观察使赵廷虎、咸镜道观察使闵圣徽等人只能率残部退守京畿道杨根郡之迷原县境内，然后试图聚合大军后再做反攻。
在彻底排除了朝鲜各路勤王兵马对清军侧翼的威胁后，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崇祯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渡过汉江，在南汉山城西侧设置御营；随即，皇太极命令固山额真谭泰等攻取汉城，搜捕朝鲜军人，掠夺财物牲畜，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汉城百姓就此被掠往后金，并被当成奴隶公开出售，惨状无以复加。
崇德二年正月初四，率领天助军的孔有德和率领天佑军的耿仲明、率领乌真超哈部队的金玉和等部携火炮抵达南汉山城；正月十日，多尔衮和豪格等也率部抵达了御营；十一日，作为清军后卫的杜度部抵达汉城周边；就此，清军彻底包围了南汉山城，切断南汉山城与外界的联络。
眼见得城外的清军越来越多，南汉山城里的李倧坐立不宁，只能选择重启和议。
崇德元年正月二日，李倧派洪瑞凤、金荩国、李景稷前往皇太极御营议和，上述三人返回后转达了皇太极的“诏谕”，在该“诏谕”中，皇太极强调战争爆发的责任在朝鲜一方。
隔日，洪、金、李三人再次赶赴清营，向皇太极送去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该国书，对前一日皇太极的责难进行辩解，并恳请皇太极原谅朝鲜，撤退清军，恢复丁卯之役后的“兄弟之国”状态；但皇太极对朝鲜的巧言令色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答复，并因此中断了与南汉山城内的朝鲜朝廷的沟通，以至于双方在此后十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接触。
说起来，皇太极其实在打心理战，但由于形势比人强，所以，朝鲜方面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再次主动与清军方面接触，但对于洪、金、李三人于崇德二年正月十三日递交的国书，皇太极继续置之不理；无可奈何的李倧只能于十六日再次派洪瑞凤、崔鸣吉、尹晖三人前往清营，询问皇太极的态度。
随军负责对朝交涉的清廷重臣英俄尔岱便对洪、崔、尹三人说道：“若无新语，不须更来！”
但朝鲜人又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呢？
所以，见朝鲜方面如此心切，正月十七日，皇太极终于答复朝鲜，对朝鲜的辩解逐条驳斥，要求李倧君臣做出抉择：“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
相关回复送到了李倧手中，也不知道李倧是怎么解读的，居然看出了皇太极的这道“诏谕”虽然措辞严厉，但“亦有容许之意”，因此决定继续交涉。
然而，朝鲜“主和派”与“斥和派”之间对立已经白热化了。
因此，当“主和派”代表崔鸣吉写在国书中提出希望能以“城上拜天子”（指高句丽安市城主在城上拜送唐太宗之故事，崔鸣吉认为清朝不知此事）的方式，给双方各自台阶时，“斥和派”要角金尚宪却因为看到国书称皇太极为“陛下”（意味着两国变为君臣关系），而痛哭流涕，乃至于当场撕掉了国书。
崔鸣吉重写时不得不删除“陛下”两字，当天和洪瑞凤、尹晖一起送到清营，但英俄尔岱、马福塔看完国书之后，直接把朝鲜人打发了回去，根本就不接这份不知所云的玩意；不得已，第二天，朝鲜方面在国书中加了“陛下”两字，由右议政李弘胄（洪瑞凤称病）、崔鸣吉、尹晖再次送去，但英俄尔岱、马福塔坚持要求朝鲜国王出城，双方争执不下。
正月二十日，皇太极又下达“诏谕”，在“出城归命”之外抛出了“缚送斥和臣”的条件，朝鲜方面当然表示无法接受；所以，翌日，李倧派李弘胄等送去答复国书中，已经表示愿意向皇太极称臣，但还是婉拒了国王出城和缚送斥和臣这两个条件。
并不愿意惯着朝鲜人的英俄尔岱、马福塔等清廷交涉官员便根据皇太极的意思再次拒收朝鲜国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既然朝鲜人死撑着不肯彻底服软，皇太极便不再客气，直接命令多尔衮准备进攻江华岛----当时，朝鲜的庙社神主、世子嫔、两大君、元孙等王室人员及大臣家眷都藏身于江华岛上，因此拿下江华岛可以有效的要挟朝鲜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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