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艾米丽又去了马场。她到的时候，杨革勇正蹲在马圈边上修栅栏。那根木桩子松了，黄马老是蹭，蹭来蹭去快倒了。
他从工具房里翻出一把锤子和几根钉子，蹲在那里，一下一下地钉。锤子砸在钉子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马场上传得很远，咚，咚，咚，像心跳。
他的动作不快，但很准，每一锤都砸在钉帽上，不偏不斜。他在这里钉了好多年的栅栏了。
木桩换了一根又一根，钉子换了一盒又一盒，锤子还是那把。锤子把上的木头被磨得光滑发亮，像包了一层浆。他握在手里，大小刚刚好。
“杨爷爷，我来了。”
杨革勇抬起头。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没有扎马尾。裙摆在风中轻轻飘。
他看了她一眼，低下头，继续钉钉子。她站在旁边看着他把最后一颗钉子钉进去，把锤子放回工具房，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他。
他没有接。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袖子脏，汗擦不干净，汗和灰尘混在一起，在额头上留下一道一道的印子。
“今天穿这么漂亮，相亲去？”
“不是。来骑马。”
“骑马穿裙子？裙子挂马镫上，摔下来。回去换裤子。”
她站在原地没动。
“不换了。今天不骑。陪你。”
杨革勇看着她，她的脸在阳光下白得发亮，鼻梁上的雀斑像一颗一颗小小的芝麻粒。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她在笑，笑着看他。
“陪我？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陪的？”
“你一个人，不闷吗？”
“不闷。有马。”
艾米丽看了一眼马圈里的马。枣红马在吃草，黄马在打盹，白马在喝水。它们不跟他说话，但他跟它们说话。
她见过他蹲在枣红马面前，跟它说悄悄话。声音很低，她听不清。但她知道他在说。
说了，马听了。听了，不回答。不回答，他也说。说了几十年了。从年轻说到年老，从青丝说到白发。
马换了一批又一批，他的话没换过。跟每一匹马都说同样的话——“别怕。我在。”
艾米丽在石头上坐下来。杨革勇也坐下来，端着一碗凉奶茶。他们并排坐着，看着远处的天山。
风在吹，沙在跑，云在走。光在变。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影子从西边转到东边。艾米丽的影子在他的影子上，叠在一起。
“杨爷爷。”
“嗯。”
“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他想了想。“跟你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年轻。不怕死。什么都敢干。”
“你敢干什么？”
“敢修路。戈壁滩上没有路，修。敢打井。沙漠里没有水，打。敢娶老婆。家里不同意，娶了。敢生儿子。生了，养。敢养马。养了，骑。”
“敢种树。种了，活。敢下棋。输了，再来。敢喝酒。醉了，睡一觉。醒了，接着喝。敢打架。打不过，跑。跑不掉，挨。挨完了，不记仇。记仇的人，活不长。”
艾米丽看着他。他的脸在阳光下像一张老地图，上面标着那些他走过的路、趟过的河、翻过的山。
路很长，河很深，山很高。但他走过来了，走了一辈子，走到了她面前。
“你怕过吗？”
“怕过。”
“怕什么？”
“怕马死了。怕树枯了。怕老婆病了。怕儿子不回来。怕发动机上不了天。怕那些在戈壁滩上等了一辈子的人，白等了。”
艾米丽没有说话。她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滚烫。手指粗大，指节变形，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她握住那只手，他没有缩回去，也没有握紧。
两个人就这样坐了很久。不说话，也不动。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起来，扫在他的脸上。
“艾米丽。”
“嗯。”
“你什么时候回华盛顿？”
她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
“回去之前，再来看看我。”
她的眼眶红了。“好。”
太阳落下去了。天黑了，星星出来了。戈壁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她站起身。他站起身。
“我走了。”
“走吧。”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杨爷爷。”
“嗯。”
“你的奶茶，很好喝。”
她走了。他站在马场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路灯亮了，橘黄色的，照在地上。他的影子很长，从马场门口一直延伸到马圈边上。
月光下，他伸出那双粗糙的、滚烫的、指节变形的手。刚才她的手握过的地方，还有一点凉。
她手的温度，比他低。低了几度，但他感觉到了。戈壁滩上的人，对温度敏感。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天零上四十度，温差很大。
大温差里长大的人，能感觉到每一度的变化。她的手凉，他的心有点热。不是那种烧得人发慌的热，是那种从地底下慢慢往上涌的、温热的、让人站不稳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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