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注意过年轻人的写作吗？比如2090年代的男性协作群，以及90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他们在算法日渐成为主流的时代是呼啸而起的，创作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但他们保持着文学的敏感、率真和尖锐，保持着文学最原生的激情和创造力，很多大作家，在功成名就修成正果之后，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写作冲动和革新的勇气，您对此又怎样的看法呢？”
“为什么失去原始的创作冲动，为什么失去革新的勇气，这是对大多数作家而言都会考虑的问题。我不认为年轻、激情之类的东西就一定是创作的优势，功成名就以后就保守了就成为规律了，不管是你说的这个2090年代后的作家群体亦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者，包括更早以前的前辈，从来没有面临一个群体困境，有的只是个人的困境。这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你完成了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之后，怎么写第二部。别人对你的第一部作品没要求，你是野孩子，野孩子还光着身子，一般都是生机勃勃的跑出来，让人们鉴赏它的野性之美，大家也都会对这个孩子比较宽容，但是鉴赏过后你总得穿上衣服呀，穿了衣服之后你就已经改变了，你得教他规矩，然他变得得体，你还要创造更多的衣服给他穿，这时候困难就来了，一方面鉴赏者还要求你要原始，另一方面你发现脱不了衣服，也不想脱了，脱了也回不到过去了，这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作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鉴赏者本身的问题。”李爱年老人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本日记道：“其实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众口难调，所以我现在的创作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展示给大家的，一种就是保留给我自己的，像这本日记就是我的自留田。”
苏澈接过日记本，打开扉页就看到了一张照片，那也是个“时代的罪人”，他是2062年灾区疫情总指挥，叫田文冕，是个看上去很文弱的“书生”，可就是这个书生下达了最严酷的封锁令，彻底阻断的感染者的传播途径，当然……疫情结束后，他站在了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有关这个人的官方描述一直都很模糊，民间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杀伐果断的大将，如果不是他，肯定会有更多人牺牲！
但也有人说他是恶魔，如果他当时能够再宽限一点，可以救出更多的无辜者。
总之，有关田文冕这个人的评价一直都没有一个相对中肯且令人满意的结果。
作家们也都很默契的避开了这个人物，尤其是在这个“算法”时代，费尽心思去写一个“罪人”，显然是不够“算法”的。
然而李爱年老人的日记本里却藏着一个以田文冕的原型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故事很短，只有四千多字，讲述的是未来的某一天，无知的矿工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惊慌失措的矿工们在逃离时被矿主引爆了隧道埋在了地下，其中一个矿工的儿子为救父亲找来救援队，但在救援过程中更多人被感染，这时候作为救援队长的主角果断下令再次封锁矿区，并导致整个救援队和受困矿工全都遇难的故事。
结尾处，地狱的大门被再次封锁，可是主角和矿工的儿子，已经矿工和自己儿子的通话录音全都被公开化，也使得原本应该成为英雄的主角成了“罪人”，他的果断被评价为“不人道”，他的处理办法被评价为“不够完美”，总之，没人记得正是因为主角的果断才保住了附近小镇上数十万的居民，才没有使得灾难进一步扩大。
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主角下令道：“把他抓回来！任何人不允许离开现场！”
“你疯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矿工的儿子。
“这是命令！”
“可我们是人，我父亲没有感染，他还活着！”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争论，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个军人的话，就得服从命令！”
“命令？那你又是从什么忘了我们也是人的？！”
……
“那么……您认为，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采访继续，苏澈把日记本抵还给李老，他没有对这部短篇做任何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条’，比如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什么事作家身上最珍贵的素质。令人苦恼的是我们大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教条中，很少作这样的反向思维，比如对革新的态度，更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大无畏的革新是否只是一次鲁莽的资源浪费？有些传统是否必须有人去维护发展？甚至有些后退是不是反而具有先进的意义？所以不管对什么背景的作家来说，真正自由的写作是能够摆脱一切‘教条’的写作，是一种坚强的自信的写作。”
听完这段话，苏澈突然有一种思想被解放的感觉，一直以来他认为思想在体制的框架内探索是坦荡的正道，可现在他忽然觉得那可能是一件比较悲哀的事情，任何时期都应当需要更大更广阔的思想空间，虽然通常在管理者眼中，思想对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常人绝不会无意识的去做某些事，那么思想就必须受到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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