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市井之间，被快速扑灭的小火小灾，更难计其数，城内外最为忙碌的，承受压力最大的，大概就是来回奔波巡察的巡检、府衙兵丁差役了。
烟火气笼罩下的大汉帝国，固然不是所有人地方都如两京一般繁华喧闹，但不论是城池、市镇还是乡村，在同一节庆习俗，在相同的祈祭行为下，隐隐达成了共鸣。
这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认同，对帝国的认同，大汉朝廷的统治也是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下，浸润人心，触及到庞大疆域的每个角落，当然这种触及有深有浅。
民间一片热情，中枢朝廷同样有活动，虽然被皇帝刘旸砍掉了那些奢侈铺张的庆祝，但高坛祭天，太庙祭祖，功臣阁祭灵，还是一样不落，由皇帝亲自带头。
祭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排在前等的大事，而嘉庆大祭，也已经成为大汉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祭祀活动。
或许千百年后，大汉帝国早已衰亡，什么丰功伟业，盛世王朝都化为乌有，但嘉庆节、祈福节却依旧能延续下去，即便在漫长的时光中人们会遗忘乃至忽略节庆之来源，但只要烟火气起，祈福声响，对世祖皇帝来说，仍旧是一份来自千百年后的告慰......
中央之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给他几十年基本的治安秩序稳定，他就能还你个辉煌繁荣的盛世。
这一点在世祖皇帝时代，已经有所体现，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带出经济与物质文化水平的显着提升，若不是扩张的力度太强，以及世祖晚年时期的一些劣迹，所谓的开宝盛世或许能显得更真实些。
但即便如此，世祖皇帝留下的这份基业，只需稍加打磨刷新，就能焕发蓬勃的生命力。承上启下，打造一个真正繁荣富足的盛世，这也是皇帝刘旸的历史使命。
历朝历代，所谓治世、盛世，都是在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实现，所有繁荣的背后都避免不了统治阶级对黔首小民的无情剥削，而治盛世的成色如何，一看生产力水平恢复发展得如何，二则看剥削阶级的底线在哪里......
同为封建帝国，大汉即便打破了历代疆域之极限，科技、生产力水平也有极大提升，但较前代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也是从立国之初就固有的特性，基因序列就是这么排的。
但不提太久远未来的事情，就当下，随着皇帝刘旸以强力手段约束起统治阶级，澄清吏治，打击不法，给下民更多、更宽容的生存空间，那种根植于大汉百姓骨子里的生产经营能力，也再一次地迎来爆发。
有些事情的成效需要时间来检验，而有些变化则是立竿见影的，一年多的时间，从中枢到地方上千官吏的处置，几千家豪强地主的强制外迁，皇帝刘旸就这么擎住了苍穹，扛住了江山，也让大汉这片天下的芸芸众生多了几分喘息的空间。
当刘旸的种种作为，说穿了也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外事和平，内事休养，崇法治吏，克己安民。
或许连世祖皇帝都没真正看出刘旸的一种特质，那就是极致的克制，如果说太子时期需要韬光养晦、小心翼翼，那么这已经是登基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从刘旸身上依旧看不到多少私欲，没有任何个人享受，曾经在世祖晚年流行于宫廷上层之间的奢靡之风，几乎被刘旸一扫而空。
虽然刘旸嘴里一直说着，是在效仿世祖早年之简朴之风，但两者之间是有天地之别的。
说来或许有点不尊重，世祖皇帝在乾佑年间的节俭利落，那是国力所限，说白了就是穷的，看看开宝后期的他吧。
而刘旸时代呢，就算不提国库，少府的财富可是堆积如山，都可任其享用的......所以说，一个能掌控自身，控制住内心私欲的人，大概率是能成事的，而身为皇帝也能做到，并且长期坚持，那么这种人实则也很可怕。
大汉的权贵与官僚们，也会慢慢发现，世祖皇帝虽然息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但只要别突破底线，甚至只要不倒霉地落在他手里，那就日子照过，酒照喝，舞照跳，美人照玩。
而雍熙皇帝，虽然宽厚，沉静而文雅，也慎于刑杀，但他对朝制的维护，对所有人的管束，却更让人习惯于特权、越权逾制者从里到外的难受。尤其是，犯了法，就想着往海外赶人，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比起开宝时代，雍熙时代在政治氛围上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如果说不让权贵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话，那么这或许就是刘旸最苛刻的地方了。
还不如世祖皇帝时自在呢！这，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心声了。当然，人考虑一件事往往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纠结于某一点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一些东西。
持此类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点，雍熙皇帝处置的权贵、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样会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族灭，只不过，要“碰”到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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