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在沿海地区，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自南至北，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东海关、渤海关，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从三品，海关下分设口岸，进行综合管理。海关直属于财政司，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治安、缉私等活动......
新海关制度，或许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或许还会爆出更多新的问题，但这种应时顺势的改革，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也是整个雍熙时代下积极向好求变的积极风貌的展现。
而在当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仅仅看那些围观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的内外商贾的欣喜表情，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可知在此项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荣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依旧在持续，人口进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万人的大都邑，吸引着江海所及之处所有客商的到来，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当然，最大的变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汉帝国也能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这片曾经不名一文的乡下小渔村，成为了大汉第一座“计划单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动，当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过皇帝的面授机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对上海、苏、秀二州之间的情况，又进行了一场深入彻底的了解。
最终经过他上呈中枢，决议将上海这座因对外贸易而勃兴的港口城市单独列出，成为直属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长”也成为大汉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新职衔，直接定级三品。税收上则由中央与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则。
至此，为松江、港口贸易之利，你争我夺，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的苏秀二州，最后啥也没落下。
不只没抢到嘴里，原本护在盘子里的东西还得倒掏出来，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结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杆贼硬，毕竟有中央与道司背书。
于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对上海市辖区进行了一番调整，基本上囊括了苏秀二州东部的整个松江下游地区，都成为了上海地界，曾经苏秀二州争执不下的东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二州能够接受，最推动过程中，反对、抱怨之声，直达天听，但都没用。在中央权威正隆的情况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对抗，那是真要掉脑袋的，虽然皇帝刘旸一直在推动法治建设，但帝国的本治依旧是人治，连税改、吏改都能轰轰烈烈地推广开来，一个地方的建制区划，能够反抗的余地实在不多，也太无力。
何况，还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牵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体，他对于“上海建市”显然也是持乐意见之的态度。
于是，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迎来了一个新格局，一颗面向大海、拥抱未来的东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这个过程中，最受伤的，毫无疑问是秀州，丢了“上海县”这个聚宝盆，几乎砍掉了一只胳膊，虽然还有棉纺这个拳头产业，但被阉割之后那淡淡悲伤始终萦绕在秀州官吏们的心头。
相比之下，同样遭遇损失的苏州就要好过多了，比起秀州，苏州的家底显然要殷实得多，没了上海，它还有长江之利，境内还有太湖、阳城湖，还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鸦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争上海，似乎开发自身优越条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关下属的各海关口岸中，苏州一地就占了三处，可见苏州的“强势”。
不管出现了多少波折，也不论引发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对大汉的城市发展来说，也是一桩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种全新的央地关系，没有参考可言，却在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新时代下的发展潮流，在大汉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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