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之后，随着各项政策的陆续铺开，由中枢及地方，帝国的养息之策也初见成效，北伐战争后，带给大汉百姓的深重影响，虽然仍在持续，但已显在逐渐消退。
毕竟，战争已然结束了，将士不必再搏命，可以安心训练，恢复创伤；农民们得以从繁重的兵役中摆脱出来，照料土地；商贾们再度投以热情，经营货殖；官僚们，也不用再承受战争期间军需供馈的巨大压力，休养生息，同样也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开宝九年（971年），或许不会过得那么地如意，天下百姓的生计也难如往年那般安逸，但至少，国家停止外战，就能还内外臣民一个安定的环境。希望是有的，熬着这段阵痛期便好。
朝廷中枢，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由宰相赵普与王溥推动的财政改革。商税、盐事以及货币改革，三管其下，这既是一场利益再分配的饕餮盛宴，同样也伴随着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当然，再多的纷扰，也难以阻遏国家向前的脚步，赵普与王溥都是有能力的宰相，将上下内外协调得当，都不需刘皇帝站台。
四月的一场地外蕃大会，意义重大，大汉朝廷同内外十几个部族，达成共识，共襄和平，造福千百万汉夷百姓。明面上是这般说，但实质上，就是朝廷收缩退让的一种表现，并且，也不是所有部族，都愿意接受朝廷这份善意。
自北到南，不愿仰息大汉帝国鼻息过活的部族势力大有所在，不管是个人野心也好，或是其他原因，朝廷也不可能就一厢情愿地认为，从此以后，边境冲突就会彻底消弥。戍边政策，仍旧在切实履行之中，妥协是一定的，但有底线，谁敢冒头，悖逆朝廷，那便着重打击。
同时，对于诸边戍守将吏，也有了一次大的调整，自西北至西南，郭从义、杨廷璋、王仁赡、田钦祚等高级将领，都得到了调令，另委他职。
这其中，既是刘皇帝体恤这些功勋将臣，毕竟戍边不易，他们之中，驻守时最短的，都是三年起步。郭从义、杨廷璋二将，更因西北的苦寒劳累，以致身体不支。
同样的，也是刘皇帝有意调整，进一步完善轮戍制度，加强朝廷对边军的影响与控制。像王仁赡、田钦祚二将，平安南、灭大理，二者都是战功赫赫，平定之后，又就地驻守多年，在当地威风八面，固然起到了弹压镇守的作用，却也成为了一方土皇帝，即便远未到尾大不掉的情况，也不得不让刘皇帝多几分小心。
同时，王仁赡、田钦祚二者，这些年在西南杀戮过重，确实让不臣者胆寒，同时也造成了诸多无谓的争端。
调走二人，也算是让西南诸夷部安心一些，也是朝廷在缓和地区冲突上的诚意，毕竟，一味的高压统治，并不利于当地的安宁。
如今，云南、安南之地，冒头与朝廷作对的势力，基本都被打压下去了，对于那些不加掩饰恶意的部族势力，也清理了一遍，朝廷也该有所调整，张弛有度才能长久。
接任的将领，乃是高琼与李守节，当然，二者在赴任前，也得到了刘皇帝的面谕，稳定是首要之务，但敢悖反抗拒的，该打就打，仍旧不需手软。
换了两个人，朝廷也表现出一定的善意，但维护西南地区汉统的根本意志，却是不容动摇的。
而这段时间，取得的最大成就，便是高原之上，吐蕃诸势力，正式向朝廷称臣，刘皇帝派出使节，执行节旄、金册，携带大量礼物，西赴高原，对吐蕃诸族，大加封赏。仅蕃王，就封了三位。
当然，朝廷充分肯定了吐蕃贵族首领们对高原及其所属部民的统治地位，保证其自治权力，并与之盟誓，永止兵戈，汉蕃之间，共同维护当地的稳定。
对于朝廷而言，接下来，在高原之上，需要做的是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局面，虽然建立的只是名义上的统治，但这个名义，也算一个巨大的进步，至少，哪怕盛唐之时，都没能做到，当然，这也是吐蕃四分五裂的现状，给了大汉朝廷以可乘之机。
关于皇子戍边之事，暂时只停留在刘皇帝与太子之间的密议口头上，刘皇帝既未下诏，也未泄露心思。
显然，想法是定下了，但仍旧有所踌躇，还要另寻时机，具体的事宜，还要刘皇帝有更充分妥善的考虑。
至少，在当下刘皇帝心目中，有资格、有能力担当起戍边之责的，只有刘煦、刘曦、刘昉三人，他们已然足够成熟，各方面能力都是人所共知。
但是，这三名皇子，真就简简单单地发配到边地了，刘皇帝这心里，又始终有些矛盾，带有少许的迟疑与不舍，因而，仍旧按捺着。
朝廷之中，也仍有三者的位置，刘皇帝还需要他们帮衬。与此同时，又有三名宗室近亲，为徐王刘承赟举荐，就任地方，皆是西北、西南僻壤。
宗室轮职地方的制度，也经由刘承赟、刘承勋二王以及赵普共同草拟，经由刘皇帝首肯，颁布出台了，自开宝九年之后，宗室子弟，学有所成者，都该到地方去历练，或为政，或治军，稳定边陲，播育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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