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仔细读过《过年回家》的剧本，不难发现剧本所讲述的故事和张远本人的经历及其在现实中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
女子监狱是对于国家电影审查制度的一种绝妙隐喻，它通过强制性的权力禁锢那些对主流话语构成威胁或颠覆的势力，以维持某种得到官方认可和支持的范本。
如果说地下被禁电影就是一种触犯了禁忌的文本，那么它的必然结局便是在高墙铁窗的圈囿中封禁，而解禁的条件不是禁条的改变或赦免，就是无条件地接受和归降官方********。这样，陶兰的归家之旅便在一个更深的角度成了张远本身的归家之旅。
同样陶兰十七年的刑期跟张远被禁导八年相对应，一加七可不是就是八。
但剧本之所以能通过审查，讨巧就讨巧在安排了一个热心的监狱队长的角色。监狱是制度、陶兰是张远，队长其实就是有关部门。
陶兰在剧本中不断地对队长说：“是，队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张远在向有关部门表忠心。
当然张远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不仅仅是表忠心这么简单，或者说他现在更加聪明了，他首先表明了立场，狠狠地拍了有关部门的马屁。然后在这个背景下诉说自己的心路历程。
剧本里陶兰本人对于“归家”这一机会的心态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渴望重回家园，渴望得到父亲的接纳；一方面又因为曾经对于父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害而恐惧，宁愿“回监狱去”。
很显然，张远对于“地下”和“秩序”的抉择也必然怀有同样的心情。于是在这里，狱警队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实际上成为了推动，甚至是完成向家庭回归的重要力量。她劝说陶兰千万不要倔强，应该为父母和朋友考虑。
在陶兰依旧坚持的情况下，她又以“国家”为措辞对陶兰施压，“你忘了这么多年我们是怎么教育你的了”“这是国家给你的权力，你想辜负它吗”。于是，陶兰的归家之旅始终在队长的陪同和引导下进行。
那句“是，队长”的条件反射式的话语。恰恰又反映了张远内心的无奈，跟主流力量的强大和个人对抗的疲惫，这也是张远最终向主流靠拢的原因。
剧本里有一段极富象征意味的场景描写：陶兰在穿越车流穿梭的拥挤马路时，表现出孩童般的惊慌、犹疑和躲避，茫茫然地处在一个无处可遁的境地。
这时，早已快速通过的队长又重新折回牵引陶兰通过了马路。就像她之前说的那样，现在的世界拆了又起，没有我你可能家都找不着。原来的“家”也在经历着拆迁和搬迁，在一个主流文化都在发生变革的时刻，一个从地下走出的导演是否真的能够适应那么多的流派、思潮和团体呢？
其实就是张远想告诉大家，他并不属于“地下”，只是在风云变幻的现实中失去了方向。
显然刘玲由于缺乏对张远的了解，还领会不到剧本中更深层次的意义。她只想着如何演好陶兰这个角色，但又缺乏这方面的经历，无法把握角色的心路历程。
而王大伦同样单单就角色跟刘玲分析，同样不能令她满意。开玩笑，这些不过都是电影学院表演课上的一些基本理论的展开，王大伦不过就是个大专生，而人家刘玲可是堂堂正正本科毕业的好伐。
“甭废话，你就跟我说说明天的戏，陶兰到了家门口不敢进屋，甚至要逃跑，要跟着队长走，该用什么情绪？”陶兰很不耐烦的打断了王大伦口中巴拉巴拉很浅显的人物，直截了当道。
“敢情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呀？”王大伦不满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就是演不出来，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你懂不懂？”刘玲郁闷道。
“没有生活经历，那你不会挑一种情绪放大，替代呀！”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绪？”
得，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王大伦挠挠头，看看她，沉吟道：“比方说你那个老男友不要你了，把你抛弃了……喂，你别瞪我，我就是打个比方，不听就算了。”
他刚说话，就看到刘玲冲他瞪眼。
“行行行，你说，我听着呢。”
“比方说那个老男友抛弃你了，把你赶出来了。你想当初你爸妈都反对你跟他在一起，但你就是不听，现在后悔了，想回家肯定没脸。你想象一下，到了这个时候，你站在家门口，是一种什么情绪，我想陶兰就该是这种情绪。”
虽然刘玲对王大伦打的这个比方很恼火，但结合剧情仔细一想，还确实挺有道理的，这种情绪她具体说不上来，就是感特挠心挠肺，个中的痛苦、无奈、迷茫交织在了一起。
只是她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王大伦看着她的眼神很怜悯，她更加不知道王大伦此时心里正在想，提前让她感受一下这种痛苦，或许将来事情真的发生了，她还能减少点痛苦。
……
这里是省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新建小区，这年头住房很紧张，小区仅仅把房子建好，外面的道路、绿化、围墙都还没修好，但还是已经有不少住户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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