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灾情太严重，本地富户存粮存银全部计口分配，都不足以赈济灾情。
当地官员可把情况汇总通报给巡抚陕西都御史胡廷晏，再由胡廷晏指定陕南灾情较轻地区，结对救助陕北重灾区。
同样让指定地区的富户公示财产，计口保留足够本家的口粮和日常必要开支，将剩余部分捐助出去。
用这样的办法，除了募军赈济一百一十万人之外，其他灾民也大多能得到救助，可以生存下去。
对于这种在灾区和靠近灾区地区的富户计口捐助家财，原本朝廷内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当地富户的不满，甚至引起骚扰。
但事实证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身处灾区的富户本身也常处于恐惧之中。
他们每天都在害怕受到灾民抢劫，那时候不但家财尽丧，甚至性命都可能丢掉，妻女清白都不保。
如果自己直接捐钱，则又怕是个无底洞，散尽家财后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到最后反而落得一个提前饿死的下场。
而现在官府出面组织，许下承诺，并且刻石碑为证。
他们捐出家财，就安心地多了。
一来至少可以保命，在当地乡民中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声。
二来，即便就算银两捐出之后，不足以渡过难关。官府也会源源不断把其他地方的银粮调拨过来，他们作为原先的捐助者，自然会得到优先赈济。
而且旱灾缓解之后，只要朝廷还在，石碑还在，他们终究会得到补偿，甚至可以得到封爵。
权衡利弊之下，灾区和赈济灾区的地方富户，对这一救灾政策，还是积极配合的。
当然不配合也不行。
朝廷刚在灾区招募十万大军。
这十万新兵去打后金不行，但要镇压地方平民富户零散叛乱，还是容易的。
从目前态势看，在以上多种措施并举之下，陕北这场旱灾足可应付。
内阁汇报的另一件事是贵州的安邦彦之乱，请示皇帝后续如何处置。
起于天启年间的四川奢崇明之乱，贵州安邦彦之乱也被合称为奢安之乱。
但实际上四川奢崇明之乱是很快平息的。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
天启二年二月，成都解围，五月、六月收复重庆、泸州。
原先被叛军占领的四川失地，绝大部分都已收复：“贼所盘踞，悉入版图”
奢崇明一伙只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永宁。
到了天启三年四月，奢崇明老巢也不保。
明军攻克永宁，奢崇明父子狼狈逃至贵州水西，托庇于贵州水西的安邦彦。
两年不到，搅乱四川的奢崇明叛乱基本平定，奢崇明父子被明军打成了丧家之狗，投靠贵州安邦彦才苟存下来。
至于安邦彦叛乱拖的时间确实长了一些。
天启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攻陷毕节、安顺等地，围攻贵阳。
天启二年十一月，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兵分三路，夺取龙里，进兵毕节，两万明军击溃叛军十万，打死安邦俊，贵阳解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军再逼贵阳。
四月，王三善率明军在鸭池、陆广再败叛军，安邦彦叛军退保水西
六月，贵州总兵鲁钦攻入水西，安邦彦逃到织金。
天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假意投降的土酋陈其愚杀害，安邦彦叛乱势焰再增。
此后安邦彦叛军和明军互有胜负。
到崇祯初年，基本态势是叛军元气已伤，无力再攻下明军守卫的要害据点，而明军要进入深山穷谷，彻底歼灭安邦彦一伙，也难以做到。
双方形成了相持态势，但总体上安邦彦一伙已难翻起大浪。
崇祯元年九月安邦彦号称四路大军进犯龙场，想攻打安普，结果被游击梁东旭击败。
五省总督朱燮元上疏，要彻底围歼安邦彦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合力。其中四川出兵赤水，云南出兵乌撒，希望朝廷协调，约定时间三路齐出，剿灭安邦彦。
内阁请示朱由检，应该如何处置。
如果要调动三省兵力，大举进兵，彻底剿灭安邦彦，势必要加大军饷投入。
朱由检问陈仁锡：
“如今贵州对付安邦彦叛军，一年军饷多少？”
陈仁锡说道：
“一年所费，也就相当于辽饷一月。”
朱由检盘算了一下，关宁军饷现在一年四百八十万两，一个月那就是四十万两。
现在贵州一年军饷，也就是四十万两左右。
实际历史上，安邦彦是在崇祯二年被明军击溃斩杀。
从官员事后的奏报来看，也并非是大举调兵，合力会剿的结果。
安邦彦纠集号称十万的军队，来攻永宁，结果被明军一万三千人击溃。
按御史毛羽健的说法，“不费调兵，不烦征饷，不俟期会，一战成功”。
叛军主要首脑安邦彦、慕德、奢崇明、阿思落易或斩或擒。
由此可见，安邦彦虽然动辄号称十万大军，实则水分极大，吓唬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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