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吧，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吧，又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与加根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在为加根祈祷。
周六上午，正当红梅在推测加根是否已经开始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又出现在了她的宿舍门口。
方红梅大吃一惊，不知婆婆是没有走呢，还是重新从保定回来的。她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她觉得上次要走礼金的做法太过分，良心发现，又把两百元钱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算了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官司，花了那么多钱，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艳红家里。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几天时间！”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已经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地这样讲。
方红梅于是很伤心地聊起了他们回王李村遭遇到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有点儿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着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是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母亲！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白素珍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方红梅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她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花园镇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的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更没有怜惜，还一个劲地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谁说世上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不！王加根的父母就想置我们于死地。儿女结婚，别人家都是父母操办，唯独他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感到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被敲门声吵醒了。
听到有人敲门，方红梅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菜园子村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王加根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方红梅让他脱掉裤子，见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她的眼泪刷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急不可耐地催丈夫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象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有急诊。天亮了再说吧！”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全部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加根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两人啃了几口馒头，喝了一点儿稀饭。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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