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霉素连续不断的围攻下，王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逐渐消退。但是，前段时间明显好转的疥疮又卷土重来了。
手指和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瘙痒难忍。最尴尬的还是下体上也起了红疙瘩，抓又抓不得，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但根本就不顶事。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的同时自然好转。所以，没有额外用药，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
因为不需要输液了，王加根就申请出院。医生却不同意，说他的病情尚未完全康复，必须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里条件极差，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又没地方洗澡，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于是对医生说，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他还是回家去住，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
医生默许了。开了一些针剂药，叮嘱他继续打几天小针，巩固消炎的效果。
王加根于是抱起自己的毛毯和枕头，兴高采烈地回了牌坊中学。虽然没有出院，他还是到办公室向学校领导销假，并且主动提出上班。因为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真的不敢再耽误了。
校长丁胜安表现得特别开明，对王加根说：“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回去休息。上课时站不下来的话，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享受教授待遇！”
教师们都笑了。王加根也很感动。
只是天气差强人意，从他回牌坊中学开始，一直阴雨绵绵。他每天只有打着雨伞去花园区卫生院检查和打针。
这一天，王加根走在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机耕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竟然是父亲。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驮着一个塑料编织袋子，迎面朝他走来。
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
王加根本想陪父亲返回学校，又担心错过了医院检查的时间，加上从邹肖村到牌坊中学那段泥巴路特别不好走，他就不打算返回了。叫他爸自己去学校，说他打完针马上就回来。
王厚义有所顾虑，但还是满口答应，准备一个人去学校。往前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问：“红梅在学校吗？”
这显然是明知故问。今天又不是周末，红梅肯定在学校上班呀！王厚义是怕儿媳妇对他不热情，或者故意给脸色他看。
王加根回答说：“在。她上午有三节课。”
“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你身上带没带钥匙？”王厚义听说儿媳妇忙着上课，就准备自己弄饭吃。
听到这里，王加根又起心随父亲回学校，不想让王厚义太为难。因为白素珍的挑拨离间，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王厚义现在来学校，等于是送肉上砧板。
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王加根表示怀疑，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还是父亲的确说过？真的不好说，似乎都有可能。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这不就结了么？
“可是，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不能。我回去了，红梅说不定就会躲得远远的，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红梅去接待他，公公与媳妇面对面，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一想，王加根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径直去医院了。
因为还没有到检查的时间，王加根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百无聊赖，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睁开眼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说，在学校里没有见到方红梅。寝室门锁着，但厨房门是开着的。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就端起来吃了。留下带来的东西，就到医院来了。
“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都破了。我想让红梅帮我拆掉，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
王加根说，穿毛衣要等到秋天呢！又不是太着急。好几个月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厚义这才放了心。又说：“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没带什么东西。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吧！”
加根说不用。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觉得情况还好，又开了几天的针剂药，吩咐他继续打小针。
王加根于是去取药，打完针之后，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一手拿着几根香蕉，满面春风，踌躇满志的样子。到了加根跟前，他又说：“本来想买条黑鱼的，太贵了，身上的钱不够。明天你自己去买吧！黑鱼吃了好，是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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