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给意见？意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你到三车间去上班，是你不服从安排！”
“可你明知道我年纪大了，眼睛高度近视，干不了挡车工。更何况，我又刚刚摔伤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没办法上那班啊！”
“没办法上班，你就回家休息！医生不是建议你休息一百天么？你还可以休息四十多天嘛。”
话不投机，再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白素珍于是向“叶副厂长”告辞，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下楼之后，她本想再去找龙厂长谈谈，但思考了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径直走出了厂部办公楼。
去哪儿呢？班组长推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推生产科长，生产科长推厂长，正副厂长之间又互相推，自己仿佛成了没人要的“臭狗屎”。想到这一点，白素珍就感到悲哀，心情坏到了极点。
自随军以来，她先后换过好几个单位。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她都能够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投机取巧。时不时，还会得到领导的表扬，同事们的评价也比较高。可如今，怎么会混到如此地步？自己才四十三岁，未必就成了废物一个？
还是回家吧！只有家里需要她。老马离不开她，小女儿马颖少不了她。菜地等着她浇水，鸡等着她喂食，成堆的家务活等着她干。或许，她命里就该当个家庭主妇，不出门工作。
是啊，自己干嘛一定要出来工作呢？
加枝出国了，马杰和马红上班了，他们都能够自食其力，并且有了他们的小家庭。老马工资又高，看门还有补贴，加上种菜和养鸡的收入，养活她和两个小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即使捉襟见肘，大不了降低生活标准，吃的穿的差一点儿，总比在外面受这样的窝囊气要强。可是，回想起养病期间的生活，她又显得底气不足。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日子，寂寞难耐，无聊至极，相当没意思。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看来，一个人出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拿几个工资，还有劳动和集体活动带来的充实与快乐，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存在感。
回到家里，她把自己在厂里的遭遇一古脑儿说给老马听。
老马既生气，又着急，骂了一阵娘，唉声叹气了好半天，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好主意。
“要不还是去找税务局的刘局长，让刘局长帮忙出主意？”他试探地问。
白素珍欣然同意。
她同时提出，这次去刘局长家，绝对不能空着手。她到制线厂工作，虽说是朱股长具体在经办，但主要还是刘局长安排的。上次为了进包装车间，他们给朱股长送了一篮子礼品，给龙厂长送了两瓶刘伶醉酒和一条石林烟，但还没有上过税务局刘局长的家门。
“其实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刘局长！朱股长和龙厂长都是看刘局长面子才帮忙的。”白素珍一针见血地指出。
基于这种考虑，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女婿张国强孝敬他们的两瓶酒：一瓶西凤酒，一瓶五粮液。拎上这两瓶品牌不同、包装不一样的好酒，夫妻俩风风火火地赶往税务局刘局长家。
刘局长听过白素珍的诉说，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她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
“这样吧！你们还是把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请到家里吃一顿。交流交流感情，缓和一下紧张局面。如今办事情，很多都是在酒席上敲定的。”刘局长老于世故，很精明地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老马和白素珍表示同意，又担心客人不领他们的情，不接受邀请。
“你们在家里备好酒菜就行了，我让朱股长去请他们。”刘局长果断地说，“就定在明天吃晚饭。”
“行！”老马和白素珍异口同声地答应。
第二天，老马正好轮休，夫妻俩吃过早饭，就骑上自行车去农贸市场，按照事先拟好的菜单买菜。转悠寻找，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时，花了近两个钟头。
回家后，迅速开始打整。杀鸡剖鱼，切肉剥虾，挑拣和清洗各种蔬菜。那种重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筹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下午四点钟，是刘局长定好派朱股长去制线厂接客的时间。
白素珍也在同一钟点儿系上围裙，开火下厨。
老马被她呼来唤去，跑前跑后地打下手。
夫妻俩累得满头大汗，整整做了二十个菜，但菜全部做好了，客人却没有来。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依然没见到税务局朱股长和制线厂的领导。
白素珍坐在沙发上，伤心委屈，泪水哗哗直淌。
老马更是坐立不安，不停地搓着双手。只要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马达声，他就要到阳台上去看看，甚至跑下楼，到干休所大门口观望。
到了晚上七点钟，基本上可以确定客人不会来了。
白素珍只好打发马军去他姐夫家，请马红和张国强来帮忙吃菜。
马军刚出门，家里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素珍的二弟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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