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出什么承诺。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字，或者按个手印，表明起诉状已经收到就行了。”老易几乎有点央求的意味。
潘蕾补充道：“如果你坚持不收，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来，让他们作个见证，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已经送到了你手里。”
……
大家唱的唱红脸，唱的唱黑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可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还是不买他们的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只好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
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
这半个月，王加根当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要调查被告的财产状况，弄清楚被告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账上有没有存款，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摸清楚诸如此类的情况后，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可以用于抵偿债务的财产，他就必须抓紧时间申请诉讼保全，要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免被告人故意隐匿或者转移。
开庭时间确定之后，王加根又要着手撰写诉讼代理词，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
开庭审理案件的场面，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见到过。法官高高在上，坐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面向其他所有人。审判长坐中间，其他审判员坐两边。他们面前除了摆有桌签外，审判长手边应该还有一个小木槌。法官两侧，依次是书记员、公诉人、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等。正对法官的是旁听席上，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法庭上还应有全副武装的法警维护秩序……不过，这个设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经济审判室，审理案子时却是另一番场景。
经济审判室里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开庭的时候，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设旁听席，也没有法警。完全不像是在审理案件，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
郑庭长和潘蕾很少穿制服，通常都是着便装审理案子。虽说是简易程序，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
潘蕾负责法庭记录，记录完成之后，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孝天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客观地讲，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情。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加上法院又和中国A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官司谁胜谁败，没什么悬念。问题是，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执行起来不容易。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信誓旦旦地承诺，但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又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还是赖账不还，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让其成为一纸空文。
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王加根忙乎了。
他得撰写《申请执行书》，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通常情况下，执行应该由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施，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执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
进入执行程序后，郑庭长、潘蕾、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就成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员。他们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别人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报告，还会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于是，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到孝天城内各家银行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一旦发现账户里有存款，就马上填写《协助执行通知书》，把那些存款予以冻结或者划拨。
不过，这样的好事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比方，卖不出去的商品，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快要报废的汽车，荒芜的土地，破旧的厂房，款式过时的服装……都是些“老弱病残”的破玩艺儿，估价还高得离谱。
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呢？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但又不敢贸然拒绝。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这些“宝贝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查封了再说。贴上盖有“孝天市人民法院”红印的封条，然后去征求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的意见。
见到洪远平，郑庭长总是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说都是些好东西，极力劝说洪远平同意以物抵债。他的意图很明确，只要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就可以折算成经济审判室收回的贷款，市法院就能够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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