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远平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自己的观点：“收不收这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既然收回了，就要负责卖出去，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银行贷款。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
郑庭长一听这话，就如泄了气的皮球。
抵债资产变现，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来估价，再交给拍卖行拍卖，或者市法院想办法变卖。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耗时长不说，成功的概率还很小——拍卖有可能流拍，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一时间，那些被查封和扣押的财产，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经济审判室的运转，陷入停滞状态。
这严重地挫伤了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
他不再关心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子的执行情况，也不催促王加根起诉了。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但胳膊肘下，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既然A银行的案子推不动，他就转移工作重心，利用A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办理法院的其他案子。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他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看案卷，做笔记，写呀画的。
饶春芳、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一无所获，叫苦连天，通娘骂老子。然后，每人泡上一杯茶，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城市乡村，今古传奇，趣事逸闻……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庭长对此不仅不阻止，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过，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他又会退避三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缄默不语，接着看那些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无关的案卷。
坐在一旁的王加根心里很清楚，郑庭长不屑于与几个法盲讨论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饶春芳、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他们没有学过法学，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还老是为法律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尤其是饶春芳，不懂装懂，做事又没有主见，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得意，因为A银行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他是系统学过法学的，而且有律师资格证书。
刚到经济审判室时，他恃才傲物，说话办事比较冲，有点儿飘飘然。当然，有时他也告诫自己要稳重，少说话，多做事，老老实实地当好“银行律师”，夹起尾巴来做人。毕竟他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地区中心支行不给指标，孝天市教育局那边儿也没联系。如同水上的浮萍，没有生根落脚的地方。他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与经济审判室这帮人接触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这个机构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根本担负不起银行领导交付的重任。
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成为律师一度是王加根梦寐以求的，可现在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了，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
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来审理。官司是输是赢，还是得以法官作出的判决为准。因此，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经常有人请吃饭，送东西，打砣子，塞红包。律师是享受不到这些“待遇”的，而且特别辛苦。
接到案子后，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熟悉相关法律和法规，为出庭作准备。开庭审理时，法官是裁判，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无须动什么脑子，相对比较轻松。而律师就不一样了，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的战士，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精神也高度紧张。
尽管如此，王加根还是喜欢律师这一行。
他觉得，律师职业更具挑战性。他已经想好了，要充分利用经济审判室这个平台，熟悉律师业务，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在中国A银行站稳脚跟，他的奋斗目标是银行律师兼金融作家。万一有什么不测情况，比方遭遇银行战略性调整，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他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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