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红梅狡黠地笑了笑，赶紧服软：“我是怕你故意刁难他，给你打个预防针。对不起啊！”
王加根白了老婆一眼，没理她，继续吃他的饭。
第二天，方红梅放学回家时，进门就脸上挂霜，看上去很不高兴。
“怎么了？在学校挨批评了？还是学生调皮捣蛋招惹了你？”王加根关切地问。
“敬文上午打电话来，说金安不愿意出面帮他贷款。”方红梅无精打采地回答，又试探地问，“能不能以我们的名义帮他贷款呢？”
听到这儿，一股无名的怒火在王加根心里燃烧起来。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用平和的语言问：“这么些年了，他找我们借钱什么时候还过？今年五一找我们借了两千元，说是两个月就还。现在五个月过去了，他还了吗？这次放假在我们这儿吃喝玩乐好几天，他连提都没有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帮这样的人贷款，你还能指望他还吗？明摆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又不是贷款数目小，五万元啊！我们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不是实在没辙吗？”方红梅也懊恼起来，“能不能这样，我们帮敬文把钱贷出来，不要告诉他实情，就说钱是以他的名义贷的。至于借款人资格问题，你就说去找过支行领导，行领导看在你的面子上，对他网开了一面。贷款数目这么大，我想他也不可能不还。我们同时警告他，拖欠银行贷款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这完全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王加根无奈地发感叹，又问，“那担保的事情怎么办？”
“你去贷款还用担保么？你不是A银行员工吗？”方红梅反问。
“开玩笑！银行制度对事不对人。不管是不是A银行员工，个人贷款都是要提供担保的。”王加根斩钉截铁地回答。
方红梅咬咬牙，下狠心提议：“那就把我们家里的存单都拿出来，抵押给银行呗。”
“你以为家里的存单有多少？”王加根生气地问，接着又自己回答，“所有的存单和国库券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万多块钱。”
“那就先帮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王加根再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但他心里还是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下子向中国A银行贷款两万元，他心慌啊！
两万元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算笔账。
王加根一九八二年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四十二元。一九九二年离开教育部门到A银行上班时，月工资是八十多元钱。如果取其中间值作为月平均工资计算，他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工资收入一共是七千多元钱。加上课时补助和班主任津贴，总收入不到一万元。这就是说，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工作十年也没有挣到两万元钱。现在一次性向A银行贷款两万元，交给方敬文使用。如果方敬文还不上，他们夫妻俩就等于白上了十年班。
虽然心慌，王加根还是不敢违抗老婆的命令，还是按照方红梅的意思，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办了两万元的质押贷款。
他之所以委屈求全地这么做，主要还是想争口气，免得方红梅老在他耳边聒噪，唠叨得他心烦。说实话，当他把两把沉甸甸的百元大钞交给敬文时，口里嘱咐小舅子“路上小心些”，心里却有一种遭人抢劫的感觉。
他暗下决心，如果这次借出去的两万块钱能够如期收回来，他再也不省吃俭用地存钱了。要痛下决心，把之前舍不得买的东西全部买回来！分体式空调、全自动洗衣机、家用电脑，以及女儿要了好长时间的自行车和电子琴。另外，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好多人家都装了电话，他也要给自己家里装一部。
在牌坊中学时他就认识到，他这样的家庭是存不住钱的。红梅娘家是个无底洞，而她又总是巴心巴肺地为娘家人。就说这次吧！如果家里没有那些存单和国库券，她是没有底气帮敬文贷款的。这样看来，存钱不是什么好事情，有时还会惹事生非，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一直被贷款的事情困扰着。
坐在办公室里，他总是愁眉苦脸，看不到一丝笑意。搞得下属们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说话办事总是小心翼翼的。
这天上班时，王加根下楼上厕所。返回办公室刚坐下，余丰新就告诉他，县人行刚来过电话，说是赵国栋写的文章在《银企之友》上发表了，叫A银行孝北县支行派人去领杂志。
“县人行还说，去的时候带六千块钱，交刊登文章的版面费。”
“什么？还要收版面费？”王加根一听就火冒三丈。
人行孝北县支行组织召开全县金融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时，只是让全县各金融单位“一把手”写一篇论文，并没有说要收版面费啊。此后王加根去人行孝北县支行送文章，也没有人说要收钱。
现在怎么突然冒出“六千元钱的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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