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还在一脸和善的规劝自己，高拱别过脸去，不敢和自己对视。
刚刚和自己跪在雪地里的同僚都已经站起身，甚至还有人过来帮着杨博劝说自己。
王用汲将手里的奏章放在雪地上，又将头上的官帽压在奏章之上。
“臣请辞官。”
说完这些，王用汲也站起来，干脆的转身而去。
高拱转过头，看向王用汲这身穿青色官袍的低品文官，只看到王用汲一个人孤单的走在雪地中，只留下一串脚印远离了巍峨的宫阙。
隆庆元年（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最后一场明廷风暴终于过去。
王用汲辞官，他向都察院交还大印，就带着家人在年前离开京师。
隆庆皇帝对剩余11名阙庭的言官进行了口头夸奖，但是都将他们从言官的位置调到了清冷衙门。
虽然都升了官，但是只要是熟悉大明官场的，都知道这是明升暗降。
皇帝命令东厂查办锦衣卫和太监中的不法事，可是东厂和锦衣卫本来就是一家，这一次东厂的人也从中分到了好处。
查来查去，最后锦衣卫和太监一个没动，只是从帮着锦衣卫和太监搜刮的泼皮无赖中，抓了几个出来顶罪。
清远伯父子安然无恙，立刻对在顺天府告状的商人进行了打击报复，这些商人要么被顺天府衙役抓进大牢，要么家产全部被抢走。
朝廷又对《京师新报》展开了新一轮的禁报活动，因为实在找不到《京师新报》的印刷坊，顺天府知府想出一个办法，既然没办法禁报，那就将卖报的人都抓起来。
顺天府在城外找了一些破旧的房子，说是开设养济院，将城内流浪的孩子全部抓进去，不允许这些孩子进城卖报。
不过陆添寿提前得到消息，将《京师新报》的报童都保护起来。
顺天府的衙役抓不到报童，除了将京师街头的流浪儿抓了一空，还抓了不少百姓的孩子。
这些百姓丢了孩子，找到城外的养济院，又被衙役勒索“伙食钱”，要不然就不肯将孩子放回来。
这让本来就年关难过的百姓雪上加霜。
就在除夕这一天，京师街头一夜之间张贴了无数份《京师新报》，这一次没有报童贩售，而是直接贴在树上，贴在墙上，甚至贴在不少人的家门上。
报纸没有其他版面，只有一篇署名“王用汲”的文章。
文章揭露了清远伯借鳌山灯会搜刮百姓的全部证据，又用亲历者的视角，详细讲述了左顺门阙庭的经过。
顺天府知府知道消息，连忙派遣手下衙役前往撕毁，可是街头巷尾贴的报纸太多，很多百姓将报纸收藏起来，顺天府这点衙役根本来不及撕毁。
在这么一场风波后，沈一贯没有再出手，明廷京师终于迎来了新年。
隆庆二年元宵，鳌山灯会如期举行。
庞大的“鳌山”上各种形状的彩灯闪烁，绚丽的焰火不停燃放，更有钟鼓司优美音乐里，宫娥们翩翩起舞。
隆庆皇帝带领群臣，一边赏看灯会，一边对身边的黄台吉问道：
“卿以为这鳌山灯会如何吗？”
黄台吉站起来，躬身说道：“天朝上国气象，宛如仙境！臣在草原所未见也!”
过年期间，黄台吉也一直在和李春芳谈条件。
黄台吉并不是蠢笨的人，相反他十分的精明，很快就意识到了明廷官员的软弱。
因此黄台吉的态度咄咄逼人，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但是李春芳也是人精，他听出了黄台吉的讹诈之意，反而放下了心。
既然只是讹诈，那事情就还有的谈，如果蒙古真的要入侵，那就不会这么谈了。
果不其然，黄台吉提出了蒙古的条件：
其一，明廷向蒙古提供“低价”丝绸五千匹，并“赐给”俺达汗茶五千斤。
其二，再开宣府、宁夏、榆林贡市，让蒙古向大明“朝贡”。
其三，这一次黄台吉要带走京师铁匠五百户，火药匠三百户。
但是李春芳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成果。
蒙古人愿意出五千骑兵帮助大明这个宗主国平叛，但是要求明廷支付军饷粮草，还要给赏钱。
李春芳立刻将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帝，隆庆帝大喜。
不顾新年休沐，皇帝立刻召集重臣们开会。
群臣议论纷纷，第二条和第三条倒是没有多少人反对，只是群臣对第一条非常反对。
还是高拱领头说道：“陛下，檀渊之盟宋向辽支付的岁币，也不过是丝绸一万匹，白银一万两，如今一仗没有打，就向蒙古支付岁币，这如何向列祖列宗解释！？”
不过这一次隆庆帝是有盟友的，促成和谈的李春芳立刻跳出来说道：
“高阁老此言差矣，此非岁币也！”
“岁币，是年年要付的，这次只是低价出售丝绸茶叶，又不是年年都要付！”
“而且这也不是为了向蒙古付岁币，而是出钱雇佣蒙古骑兵平叛罢了！”
若是这一次的谈判能成功，那李春芳就能收获最大的一份利益，靠着这次的功劳再次入阁都不一定，所以他当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高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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