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二日，北京皇宫文华殿。
今天是开经筵的日子，经筵制度早在宋代就已经形成，分春讲和秋讲，即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
大明开国至正统前，经筵虽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地点，但太祖、太宗、仁宗都是勤政好学的皇帝，并没有放下日常学习。
直到朱祁镇以冲龄登基继位，辅政大臣、时任内阁大学士的三杨深感幼主教育之重，于是上疏请开经筵。
于是经过太皇太后张氏的首肯，选任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三杨同知经筵事，另还有数十名侍读侍讲担任经筵讲官。
至正统元年三月，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进经筵仪注，正式确定了每月三次大经筵，每日一次小经筵，早朝之后就于文华殿开讲，遇寒暑则暂免。
大经筵由知经筵事的勋臣负责主导，内阁、朝廷各部尚书、都察院、翰林院等众多大小官员侍讲侍读，另外还有仪卫、展书、供事、赞礼等人员！
大经筵堪称朝廷盛典，也是朝廷大臣的荣耀。
大经筵礼仪繁杂，司礼监甚至要在开讲前日做准备。
每日一次的小经筵则没有这么繁复，不用仪卫等官，但依然严肃，侍讲官员要提前将需要讲授的内容上报内阁审批。
经筵期间，即便朱祁镇是皇帝，若在听讲时开小差，侍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劝谏皇帝。
刚开始，经筵制度还能发挥出该有的作用，因为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便成为朝廷大臣影响皇帝言行的主要渠道。
可一旦遇到像正德那样不喜学问的皇帝，经筵制度就会名存实亡。
朱祁镇端坐在御座之上，面前御案上则是放着展开的《大学》，书中夹着侍讲官提前撰写的讲义，在朱祁镇右手边则放着一部《尚书》，里面同样夹着侍讲官撰写的讲义。
御案前方，则是讲案，上面的书册和御案上一样。
先读书，次读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侍讲官直说大义，目的是让皇帝明白知晓其中的道理！
直到巳时正，经筵才结束。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转眼两年多过去了，时间来到正统六年。
在这两年时间中，随着正统三年郑文铭和王祯从南美洲运回来的土豆、玉米、红薯等作物的种植推广，普通百姓不但能够填饱肚子，甚至还能存下不少粮食。
商业也在朱祁镇推波助澜下快速发展，大明国力与日俱增！
正统三年年底，王骥以十万京营火枪兵为主力辅以云南、湖广等地方军队，扫荡思任法叛军，思任法不敌，退回麓川。
王骥率大军追至麓川，以火器之威大肆扫荡思任法叛军，思任法见事不可为，便带着家人和残军，从小道渡江逃至缅甸。
至此，麓川叛乱告一段落，王骥开始对叛军中出现的京营武器进行调查。
经过多方明察暗访，最终确定右军都督府右都督、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昂为首，涉及整个云南都、布、按三司众多文武官员的军械走私案，就连云南镇守太监云仙也牵连了进去！
这个案子明显超出了王骥的职权，王骥只得上奏朝廷处置。
朝廷收到王骥的奏报后，也深感棘手。
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朝中文武大臣经过多次商议，考虑到平定麓川之战的功劳，最终决定将涉案文武官员贬为庶民，卖军械所得的钱财充公！
至于镇守太监云仙，朱祁镇则专程派王彦到云南，将云仙就地杖毙，为各镇守宦官戒！
另外，大明还下诏缅甸，要求缅甸宣慰使卜剌浪马哈省清缴思任法叛军，并将思任法及其家属绑缚交给大明，只是卜剌浪马哈省假装应允，但却不断向大明提出各种条件！
朱祁镇虽然对卜剌浪马哈省的态度很生气，但考虑到目前正在北方和瓦剌干架，也只能暂时作罢，下诏王骥以兵部尚书之职留在云南，以战功封靖远伯，充任云南镇守总兵官。
北方，自北伐开始以来，大明和瓦剌都寸步不让，到正统四年年底，双方就在阿只里海子附近进行了十余次参战人数近百万的大规模战争，数千、数万规模的战斗更是不计其数！
大明以步兵为主，辅以精骑；瓦剌则以东蒙古各部的部落骑兵为主，辅以卫拉特骑兵和土尔扈特骑兵，双方争锋相对，伤亡人数都急剧上升。
这场战争带给双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战事陷入胶着，持续时间超出了预料，使得北伐大军成为朝廷的巨大负担！
好在正统三年的时候郑文铭、王祯的船队把玉米、番薯、土豆等产量高、耐旱的农作物从南美洲给拉了回来，经过朱祁镇的强力推广种植，这才让大明国内没有出现粮荒的现象。
甚至因为这些产量极高的农作物的出现，使得百姓普遍能够填饱肚子了，甚至还能有多余的粮食售卖。
好在朝廷因为要维持北方上百万大军的日常消耗，一直都从民间大量收购粮食，没有出现谷贱伤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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