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讲笑话的水平很一般……”陈树生耸耸肩，声音里带着自嘲的裂纹，仿佛一块没擦干净的玻璃，折射出些许尴尬。
他说这话时，眼神不自觉地瞟向地面，仿佛那地面能给他某种支撑似的。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打着，节奏有些凌乱，像是心里在打着鼓。他感觉到自己的脸颊微微发烫，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烫了一下，那种灼热感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
冷场像块突然掉落的冰坨子。
“咚”地砸在地上，震得空气都嗡嗡作响。
那一刻，房间里仿佛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仿佛每个人的心跳都被放大了十倍。
陈树生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呼吸变得有些困难。
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想着该怎么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他感觉自己的手心开始冒汗，指尖有些发凉，仿佛有一股冷风从背后吹来，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眼见着气氛陷入尴尬，陈树生干脆利落地把话头掐灭，动作干脆得如同关掉一支漏油的灯管，连火星子都没溅出来。
他的动作很快，几乎是下意识地，仿佛再不快点转移话题，这尴尬的气氛就会像一团火一样，把他整个人都烧得无地自容。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划，像是要把那尴尬的气氛划开一道口子，然后顺势将话题转移走，轻描淡写地盖过了这场小尴尬。
他的声音变得轻松了些，仿佛刚才的尴尬从未发生过。他刻意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自然，像是在谈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他的心里其实并不平静，那种尴尬的感觉还在他心里挥之不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挠着他的心，让他无法完全放松。
他的眼神时不时地扫过周围的人，观察他们的反应，生怕他们还在意刚才的冷场。
他的手指依旧在桌面上轻轻敲打着，只是这次节奏变得平稳了许多，像是在给自己某种安慰。
他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想着自己果然不适合讲笑话，下次还是少说为妙。
但他也知道，这种尴尬的经历或许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不去前线喊喇叭的原因，口才不好的人实在是干不了这个活。”陈树生咧嘴，那笑纹如同旧弹片划过的铁皮，带着锈迹，却锋利得仿佛能割破空气。
他轻飘飘地甩出这句话，语气轻得就像吹掉枪口那缕残留的硝烟，可他心里那面镜子，却亮得晃眼，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他太清楚自己嗓子里藏着什么怪物了。
其实，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这把嗓子，要是真敞开了说，那威力简直超乎想象。
只要他愿意，嗓子一拧，就能喷出熊熊烈火。
俄语卷舌的颤音，就像伏尔加河底那汹涌的暗流，带着一种深沉而神秘的力量；法语鼻音的缠绵，能把生锈的钢梁说得如同天鹅绒一般柔软顺滑；阿拉伯语舌尖的弹击，足以让死火山都重新张开大口，喷发出炽热的岩浆。
更别说那些散落在地图各个角落里的方言了，他简直就是个语言魔法师。
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吃了吗”，他能巧妙地塞进闽南的甜、川渝的辣、东北的冲，各种口音交织在一起，让本地人听了当场愣神，心里直犯嘀咕：这哥们怕不是从自家炕头爬出来的吧？
就论口才而言，陈树生完全有资格当一个脱稿的演说家。
他就像一台行走的翻译机，一台被语言灌醉的留声机。
俄语、法语、阿拉伯语，英语乃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小语种，他都能在三种腔调里自如切换，活像跳格子的小孩般灵活。
他能用三种腔调讲同一个笑话，让莫斯科的工人听了咧嘴大笑，让马赛的水手听了感动落泪，让迪拜的商人听了热烈鼓掌。
以他对各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他都能成为相当不错的演说家。
他不需要稿子，完全能依靠着精彩的演讲，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用户群体。
他能把一场枯燥的战况汇报说得像史诗一般壮丽，把一次简单的补给请求说得如同末日救赎一般震撼人心。
听众会像被磁铁吸住的铁屑，一排排站好，眼睛放光，喉咙里发出同一个频率的共振，完全沉浸在他的演讲之中。
甚至稍微极端一些，他完全可以建立起那种非常极端的个人崇拜。
麦克风就是神坛，扩音器就是圣坛，他只要低声说一句“跟我走”，人群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动，把他托在浪尖，变成一尊会喘气的偶像。
那种狂热，他见过——在非洲的集市上，人们举着双手，眼神里满是虔诚；在南美的贫民窟里，人们欢呼雀跃，嘴里喊着他的名字；在战火后的废墟上，人们举着断手残肢的标语，眼神里的光比AK的枪口还亮。
可他偏不。
他把那团在喉咙深处熊熊燃烧的火死死摁住，任由它在胸腔里烧，烧得自己半夜咳血，也不肯让它漏出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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