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行为是兼有朋友之义与豪侠之气的义侠。
第三类是行为奇幻、武艺高强的刺客型女侠。
如《聂隐娘》和《红线》。
《聂隐娘》中的女主人公聂隐娘手持“宝剑一口”，一年内能飞檐走壁，两年中可刺猿猱虎豹，三年击鹰隼无不中，第四年便可取人首级而无人觉，第五年为民除害行刺一大官，事成还家。
她不但具备一般刺客所具有的侠肝义胆，而且有勇有谋，有远见，深明大义地投靠了仁义的刘昌裔。
而《红线》的故事则是酬报养育之恩的。
红线为主人效力盗取节度使田成嗣床头的金盒以解战乱，她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这些功夫都不是常人能比的，虽然红线的故事中没有刺杀的情节，但是其行为的诡异，却和刺客如出一辙，因此把她归于刺客类是不无根据的。
第四类是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盗侠型女侠。
这一类型的女侠以偷盗行为行侠仗义，济人危难。
如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写一位女侠盗，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盗取宫中宝物，并为搭救无辜受牵连者只身入虎穴。
此种类型还有康骈《潘将军》中的“三环女子”，她取潘将军玉念珠放置慈恩寺塔上，后因老人王超恳求，上塔取珠，归还潘府。
当然，说了这么多，其实唐代侠女形象也有着共性特征。
第一，浓厚的传奇色彩，鲜明的女性意识。
唐代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她们道术奇特，性格刚强，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如《聂隐娘》，为突出隐娘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作者付予她莫大的神通。
她藏匕首于脑后，用即抽出，而无损伤;她身轻如风，刺鹰隼无不中;她白日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如此等等。
而且唐女侠形象也具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
她们敢爱敢恨，个性张扬，大胆执着，洒脱豪迈。
如聂隐娘突然看见磨镜少年来到她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可与我为夫。”
再如贾人妻，本与王立为路人，但因其“诚意与言，气甚相得”，就立即与王立结合。
又如车中女子，蔑视权贵，真性率直，既敢于窃取宫中之物，又敢于从狱中劫人。
三鬟女子则春日蹴鞠，戏偷玉珠，是那样天真烂漫;将珠完璧归赵，又是如此仗义洒脱。
第二，突出的女性特质。
因为唐代侠女形象是男人笔下塑造的产物，她们行事的风格、观念、情感、与男性侠客固然有很多共同点，但女侠因其性别上所带来的文化特色，在客观上是有别于男侠形象的。
作者非常注重从女性气质角度来描写女侠形象。
首先体现在侠女的外貌描写上，如写车中女子“容色甚佳”、贾人妻为“美妇人”以及红线行侠前的装扮等等，虽然是很简单的外貌描写，但简洁的语句中却体现女性的气概。
其次体现在性格上，侠女因其具有女性和侠者的双重身份，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更多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韧性，因此，她们的复仇方式大都为尚智型。
例如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复仇时着重表现的是“忍”的气质——女性特有人格魅力。
再次她们的行侠手段同样体现着侠女特有女性特质，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白练缠身”，车中女子则是用绢带救出大牢中的士子吴群，三鬟女子“疾若飞鸟”的轻功。
无论是绢练还是轻功的描写，这些都和女子体态轻盈、心灵手巧的女性特征相一致。
而综观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唐代以前的各种作品里，侠客的形象很多，但是只限于男性，很少有女性。
直到唐代，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侠女从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
首先，从侠女的发展历史来说，北朝以前的妇女基本上见不到以习武为业者，更谈不上在武艺方面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产生女侠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也有抗御敌军的巾帼英雄妇好，反抗暴政的女领袖吕母，迟昭平，替父从军请愿的孝女花木兰等，虽然她们本身并没有精湛的武艺，只是有着满腔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但是她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了侠女的雏形。
像是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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