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往往都是说道理再说圣人如何做再说作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该怎么做。上一章说了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指出了要“不争而天下莫可与之争”。这章又再次强调“希言自然”之无为之治。教诲统治者要循道施政。重心在第一句“希言自然”。其余皆论证说教之辞。
“希言自然”即少发政令、遵从自然发展。老子认为这是长治久安的基本操作。故紧接着就以“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来相较论证。他说天地发飚，也只能一会即止，不可长久，何况你人来实施所谓你想当然那套狂风暴雨般的政令呢？从这点上看，或许老子还是比较保守的。
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前提是保证社会的自然发展！显然，他强调的是政令莫违自然（说简单点就是不要违背民生的自然发展）。若以前的积敝，那些有违自然的陈规，显然应该革除的！这应该不在此处讨论的。综合可见，道家崇尚自然，是其根本出发点。
至于“无为”与“不争”的关系，也是基于崇尚自然出发的。二者是统一的联合体。
“无为”以遵从自然发展为前提，少出政令，别扰民。为啥老子没完全说不出政令呢？这犹如添柴烧火一般。火燃烧得不怎么好了，拨一拨、吹一吹还是有必要的。但若一直在拨在吹，估计火就会被搞熄了。从这点看，老子还是承认统治者对社会发展的引领、辅助作用的。故“无为”并非真的啥都不做，而是要在遵从自然发展的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做好方方面面，即也算种“无所不为”吧！但老子所言“无为”，除了指莫妄为外，所含深意还在于别贪功图有啥文治武功的建树之类的。即要抱淡泊名利的心态来遵从自然发展规律地去执政施政。
的确，老子提得大道甚简，若按原始社会状貌，遵从社会自然发展，统治者还真不消做多少事的。拿现代这复杂社会来看，光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一项，要做好就足以让人废寝忘食了。
所以，“无为”之意义还主要体现在淡泊名利上。
一个人的能力、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要发动团队乃至大家共同来努力，这就要“不争”。要充分承认别人的功劳和利益，才能更好地发动大家来做好方方面面。这点上说，是符合人类社会互相承认的社会心理的，故“不争”反而能得到共同的承认，从而实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个人成就效果。所以，“无为”与“不争”其实是一体的。“无为”是内因，“不争”是表现。其中的确蕴含着高妙的哲理。
历史上好些特别失败的统治者就是败在不晓其理上。这里姑且举两个典型例子嘛。
一个是王莽，他个人好像也挺克勤克俭的，也似乎全心全意为政府努力了的。但他就犯在争得太狠上！政权上不说他了，儒家官僚们公推他执政，应该是独揽大权。但他为了迅速充盈国库，竟与整个天下争利。发行虚值大钱，搜刮民脂民膏；土地收归国有，却又加重租税（种地就亏本）。为了捆住农民给他种地，还不准农民为奴为婢去打工。这哪个受得了？所以他那新政，几乎就是焚尽天下的一把大火，最终把自己烧没了。
另一个就是杨广。其实他征高丽、修运河都说不上好大回错事。但杨广最大特点是自恃才能（据说某大臣因作诗比他好都被他迫害了）、好大喜功。他自己是隋朝统一全国的大功臣，军中威望也挺高的。所以他率统一中国之百万雄师远征高丽，看似横扫六合不费吹灰之力之举，但他真的点儿都不放权给手下，以致整体没协调好而招致失败。
其实当时隋朝人口恢复得很好，国力也挺强的。但被他这么一劳民伤财后，百姓看着看着要盼来的好日子又没了。接着他又挖运河（其实是功在千秋的事），但工程太大，大大超出了国家民众的负荷（在当时违背了国民经济自然发展要求），所以诱发了农民起义。
特别糟糕的是，他喜欢外出视察，手下各利益集团的大臣也纷纷背叛，这导致他自己在扬州被禁军首领给逼死了事。至于他那些所谓的荒淫之事，在中国皇帝中算不得太过分的，对其人格中伤的成份大得多。
老子后面所说的“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算是从正反两方面告诫要循道施政吧。是依道和德来施政呢？还是甘愿乱来失政失德呢？自己选！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对第十七章所提的执政信誉的重申。即执政有违自然，有违大众，就得不到大家们拥护。”
清风当然何乐而不为地听我接着讲《道德经》啰！从这方面而言，他算是我的一个粉丝了。他既想听我讲得如此细致深入，又有些恨《道德经》字数不多却章节太多了点！一时半会儿还真听不完！而这一章的内容呢，又可以看成上一章的延续，所以，他也算是听了回完整的老子关于“无争”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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