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上面的清整工作后，还有一个需要面对并且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摆在寇谦之的老板桌上，就是澄清老子和李弘的关系。看着带着密字的档案袋里那厚厚的一摞黑材料，天师大人的眉头拧得好像十八街麻花似的。
这个李弘指的可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汉末人，也是个极不安分的主儿。刘勰在《灭惑论》里说“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及，实繁有徒”，历代史书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基调，把李弘和张角分到一个朋友圈里，这个圈子里基本上都是妖、贼、匪这类货色。
李弘同样是个利用教团组织作乱的造反派，虽然危害远不及黄巾起义，但后世有很多起以他的名义作乱的事件，仅两晋南北朝就有四五，甚至连唐代都有，更严重的是，这个人很会发动舆论宣传工作，社会上广泛流行着大量类似“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样的谶语。
寇谦之很无奈地说“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这就比较恶劣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无疑给太上老君他老人家抹黑了，也影响到了以老子为尊神的新天师道。寇天师也真够不容易的，一直鞠躬尽瘁、加班加点整顿改革，好容易树立起了道教的正面形象了，你那动不动就搞个起义，弄个暴动出来，而且是年年都要出来冒个泡，还要顶着太上老君的名头，这谁能忍啊！
刘勰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写《文心雕龙》那老头嘛，我当年的中学课本里是要学的。这老头是南朝人，佛学修为很深的，晚年还出家当了和尚，法号慧地，他可以说是代表了佛教界，也代表了南方学术界，给李弘定了性；而寇谦之作为国师，北天师道大老板，同样可以代表道教界和北方学术界也给李弘定了性；各史书的编写者基本上又能代表统治阶级和儒家的观点，所以这个李弘算是儒、释、道三方共同批判，统治阶级终审，我们也没办法给他翻案，只能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处理了。
所以，寇谦之必须彻底把老子和李弘之间的关系撇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北魏政府的全部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在《老君音诵诫经》中，天师大人疾言厉色地痛斥了李弘，诸如惑乱万民，诳诈万端，坏乱土地之类的恶词直接砸了过去，写在纸上终归是文明些的，天师大人心里不定有多少神兽飞驰而过呢。总之就是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和这个顶着道教名义干坏事的败类没有任何关系，他在败坏我们的清誉，我们同样希望把他人道毁灭，彻底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说什么？他早就死了？没关系，那就挖出来救活了再毁灭。
办完这件事后，新天师道总算是比较完美了，天师大人那颗澎湃的心也总算能平静下来，给自己放个假，轻松几天，今后的工作嘛，就是有序推进，督促落实了。
在道教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之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故，几个儿子为了抢椅子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三子赫连昌胜出继位。拓跋焘收到这个情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大夏用兵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兹事体大，一直没能下决心。
大臣们也分为两派，崔浩是主战派，不顾很多大臣的反对，一直劝说拓跋焘立刻出兵，去晚了等人家屁股坐稳了，又成了硬骨头了，搞得皇帝更没主意了。于是，拓跋焘便派人把天师大人请入宫，询问能否用兵。
寇谦之首先对皇帝的思想上要求上进，积极开疆拓土的迫切心情表示认可，毫不保留地支持弟子崔浩的意见，然后就双方的军事、地理、后勤、民心等诸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充分展示了一个军事参谋的才华。
实际上，无论说多少，这位太武帝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加上大夏最近几年来一直穷兵黩武，搞得国内生产力不足，国力自然就差得多了，如果不趁机咬上一口，拓跋焘哪会甘心。所以天师大人很能体会皇帝的心情，继续给他打气，说大夏现在兄弟几个正闹遗产纠纷，国内乱得都不能再乱了，民心极不稳，如果等新君把政局稳定下来就不好欺负了。而且我早就给陛下算过命了，你这一生，命里是以武应天运，以兵定九州，是个先武后文的命格，此战胜后，你就能修成正果，专心文治天下了。所以啊，皇帝您就放心出去打架吧，现在时机最好。当然了，为了保证此行万无一失，我将登坛作法，祷告老君保佑此战必胜。
最后的结局当然皆大欢喜，太武帝御驾亲征，大获全胜，雄赳赳地带着几万人口，十几万只牛羊回来了，一路的牛粪羊粪都能保证来年有一个好收成了，从此天师大人的宠信值加了不少。
由此可见，天师大人的道术、权谋运用水平已日臻化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地位也日益稳固了。
时光荏苒，转眼十几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林大才子这句吉祥如意的话也适用于修仙的天师大人，年纪一样也在增，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很多事也要抓紧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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