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中有这么一句话，“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也”，这里的高祖是说的隋文帝杨坚。如果望文生义的话，事实上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高人，于是就加以展开论述，得出了道教在隋朝简直是暗黑世界，受到了多少多少的打压，道士们生活是如何水深火热等等这样的一些结论。
那么在短短的大隋朝，杨坚、杨广这两代皇帝对道教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蔑道吗？
上一篇，对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二教的发展，宏观上讲了讲，虽然不是很详细，但也可以看得出，二教的发展历程称得上是相当曲折，也可以说是都历经了风雨，经历过了严酷的打击。比如北魏的太武法难，北齐高洋废除道教，北周宇文邕为了打击佛教，捎带着也把道教收拾了一顿……
俗话说，棍棒下面出孝子、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嗯，这么比喻稍有点不恰当，不过意思差不多，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二教，在经历打击的同时，还能抽个空儿相互较量较量、斗一斗，苦中作乐也好，借着打压对方提高自己也好，总之，就这样不屈不挠地成长了起来，这是事实。更关键的是，不知不觉间，佛、道二教在民间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风雨之后也见到了彩虹。
到了隋朝大一统以后呢，等待二教的命运如何？信仰这东西可不是说随便就能打压或改变的，所以有了群众基础的二教，如何处理是关系到国家安定团结的大问题。总体上，隋朝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是一种三教共存的政策，仍然以儒治国，但对于佛、道二教，也绝没有打压，反而是有意识的加以扶持。杨坚是一位佛教信徒，优待佛教并不意外，但他还能为了自己的统治，保持国家的平稳发展，能作出信仰的超越，积极接纳并扶持道教发展，可以说是位合格的皇帝。
当然了，对于道教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是当皇帝以后才确定的，众所周知，杨坚大帝是凭借外戚身份这个优势，抢了北周天下的，虽然有个很漂亮的说法叫“禅让”，但也不能掩盖掉那种强盗行为的本质。所以，为了给自己这种不怎么光彩的行为弄个差不多的理由，至少别显得那么直接、那么暴力啊，而这方面的事只有道士才是最专业的。
杨坚还是挺相信道教的符箓谶纬的，所以，如果利用道士给他的称帝行为提前造造势，通过图谶给外人一个信号，就是杨坚当皇帝是天意，是不可违抗的，同时也给自己增加点信心，相当于自我催眠了，也认为自己要是不当皇帝那才是罪大恶极了。要知道，古代人是很迷信的，相信鬼神的存在，也相信天意天命，杨坚自然也不例外。杨坚在家里转悠了好几天，这个皇帝还是得当，利用道教造势也挺靠谱，嗯，就这么办了。
那么是谁入了杨坚法眼，帮他跑前跑后的办这件事儿呢？
打开史书，翻到《隋书?来和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三个道士，分别是张宾、焦子顺和雁门人董子华，这三位“当高祖龙潜时”，就是还没当皇帝之前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地总往杨坚家里跑，干什么去了？悄悄地说“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实际上，在《隋书》里，把这位来和是归到艺术类里的，并没有放到隐逸传里面，但来和“少好相术，所言多验”，还写了部四十卷的《相经》，多少和道教有点关系。
在《隋书?律历志》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
就是这三位道士，在杨坚策划禅让这件事儿上跑前跑后，利用道士身份和道教的影响，宣传、造势，广播、电视广告加上四处拉选票，给杨坚营造出了天命的光环。大事成功以后，位极九五的杨怪也没有亏待他们，张宾当了华州刺史，焦子顺为开府，董子华为仪同。《唐会要》记载，“开皇八年（588），为道士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帝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长安志》中对焦天师的这座五通观也有所记载。因为杨坚极信任焦子顺，经常要让他帮助参谋军国大事，后来看到他经常要进宫来，来来回回的挺累的，冬天冷，夏天热的，那个年代又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有一天就说“总这么让您老这么跑过来，太辛苦了，这样吧，就在后宫边上给您老修个道观吧。”于是，一座五通观就出现了，这还不算，到最后连称呼都改成了焦天师。
刺史这个官职道友们都知道，再解释一下开府和仪同，这是什么官职呢？实际上这两个官职合一起叫开府仪同三司，在当时是从一品大员，享受的是三公的待遇，但没有三公的权力，相当于荣誉三公了。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和司空，有《三国演义》这部书，道友们对三公应该也不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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