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四任皇帝是宋仁宗赵祯，1023年-1063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十三岁，所以开始是太后掌权，之所以有仁宗这个庙号，是由于他有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
仁宗老爸留给他们孤儿寡母的并不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强盛的帝国，恰恰相反，经过前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一甲子，内忧外患依然如故，辽、西夏时不时的派大军入境转悠一圈，国内农民起义也没消停过，天天沉浸在封禅和全民进献祥瑞中的老爸丝毫不理会汹汹民怨，留给孤儿寡母一个空架子就去找始祖赵玄朗了。
仁宗在位期间，虽然西夏、辽国先后入侵，国内压力巨大，但他的带领下，使国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史书称仁宗盛世。仁宗时期的繁荣表现在各方面，唐宋八大家，六大家都出自他在位时期，其他还有范仲淹、包拯、柳永等名人，科技发展方面，有沈括、苏颂这样的科学家，四大发明有三项是他在位期间搞出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里就不多讲了，对了，前面讲到的疑似八仙中的那个曹国舅，传说也是他舅，《水浒》开篇那个洪太尉就是奉他的命令去龙虎山上清宫，然后打开伏魔殿放出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所以说，仁宗在民间的名气虽然没有宋太祖、宋徽宗他们大，但他对宋朝乃至华夏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一国老大的仁宗呢，他对道教是什么态度呢？
外部民族边患、内部积贫积弱，国家现状如此，刺激着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士人百姓需要道教来慰藉被现实困扰着的脆弱心灵。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文人士大夫们复兴儒家思想的运动渐渐升温，在客观上又抵制了道教的发展。
前面提到过韩愈的那次反佛事件，无论如何，这位儒学大家对宋朝的深入持久的反宗教思想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真宗期间的佛道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神道设教就不说了，佛教发展同样不弱，对社会影响越来越深，随着儒学的倡导与发展，对佛道二教有意见的人越来越多。朱熹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他的观点是说欧阳修是从理法上排佛，而程颢、程颐二程则从理的方面入手排佛。
柳开就是以韩愈的接班人自居，声称自己要投身到“圣道之途”中。他用儒家的仁义道德画了一条线，一边是沉溺于佛老之中的人，整天想些荒诞不经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嘴里说的也是不知所谓，他们离仁义道德越来越远。还有一类人则是心怀仁义大道，重视德性培养。
还有一位是王禹偁，同样极为排斥佛老，989年曾上疏劝赵光义“少度僧经，少崇寺观”，因为那些和尚道士都是蠹人，就是蛀虫，看着没什么效果，真宗继位第二年又上疏，建议真宗“沙汰僧尼，使民无耗”，因为这些和尚们快把国家吃空了。
柳开和王禹偁这二位为代表就是宋初反佛老的前驱，但在真宗的崇道政策下，显得很微弱。
当仁宗上位以后，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终于迎来了反佛老的高潮，从庙堂到民间，其深度、广度和持久性远超以前，其形式上主要是朱熹所说的那种从礼法上的反佛老，仁宗对道教政策也相应的有所调整，所以这种反对思想对仁宗的宗教态度有着积极作用的。至于二程的反佛思想，下一章再讲。
反佛反老是建立在儒学复兴的基础上的，自身都苟延残喘的时候，哪里有心情有能力去管别人家的事情，而仁宗时期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其中的积极分子主要有范仲淹、孙复、宋祁、石介、欧阳修、李觏、蔡襄、王令、曾巩、司马光等等。对这些人的着述加以整理，就可以理顺出仁宗时代的儒家的反佛老的总体情况，这里以四川大学刘复生教授的研究观点为核心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利用儒家的正统来打击佛道二教。孙复说过，“华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弟子石介更是宣扬“自伏羲、神农、黄帝……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并用此来攻击“三教皆可尊”的观点，说今天那些把儒家的圣人们和佛、道并列为圣人，简直是骇人听闻，三教之说更是荒谬之极。赞成孙复师徒二人观点的儒士有很多，也都各有观点，不过总体上相差不多。
第二，用儒家的治国治民的入世思想抨击佛老的出世思想，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国大义。欧阳修的《本论》可以说是确定了一个国家兴盛、强国强军的基调，倡导多学礼义，用仁义教化万民，虽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扬儒家才是治国根本。范仲淹在1027年《上执政书》中说，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经道经“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这一思想的还有王令有的《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李觏的《潜书》《富国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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