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简单聊一聊刘门或刘门教是不是宗教。
清代的《国史馆本传》把他收进了儒林列传里面，显然定位是一个儒士。现在，学术界有教门和学派两个阵营，各有理由和证据来解析槐轩学派，对刘沅是儒还是道自然也没有统一，有人称他为大儒，有人称他为高道。实际上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和清代正统道教没落，民间道教的发展有关系，大儒们研究道教的越来越多，刘沅也差不多这样，而且取得的成绩还不错，再写点文章，发点论文，后世评价他有一个词，“着作等身”，是一位难得的高产作家，所以才搞得大家分不清他的身份。
其实，这个问题在槐轩学派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比如刘沅的四世嫡孙刘伯谷（刘咸炘长子）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们刘家人向来不认可刘门教这种说法，至于刘门，那也只是一种自古都在用的，表示师承系的词，这并不否认，意思是说，刘家人是否定刘门的宗教性质的。
暂时不说刘伯谷的观点是不是代表了刘沅或者整个刘家全部人，这种说法显然不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大家说了，你们刘家人否认也只代表你们的一个态度，但是刘门教发展二百年来，早就不仅仅是刘姓自己家里的事了，而且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否认了就不存在的。事实上呢，从刘沅到他的子辈、孙辈，对于宗教性并不否认，而且有很多的言行都是有着明显的道教味道的。不过综合起来，实际上刘门不是没有宗教性，但也不能简单当作宗教团体来对待，而是具有教门和学派两方面的属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刘沅，才是客观的。
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刘沅是教主吗？或者说他想不想当教主？
从刘沅遇野云老人，静一道人两件事上看，稍显传奇吧，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这两件事，假如这是刘沅自己虚构出来的，那么就是宗教界惯用的神化自己的手段，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并非纯粹学者，宗教界可以说他是在“修证”，是有创教潜质的。事实上呢，在内部让门人静养，编纂《法言会纂》，都看得出道教的影子，都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传统道教科仪中行法时要请三宝，就是道、经、师，而刘沅改造的三宝成了道、经、法，道就是内修要旨，经则是经书，法则只限于法言坛的道士内部用，这意味着什么？要想在刘门法言坛上亮相，必须要加入刘门，这样才可以登坛作法。根据一些资料统计，解放前，还有大约一百多位这样的道士活跃在成都市区。
在刘沅的注疏中，有不少道教典籍，比如在《性命圭旨》中说：
尽泄乾坤秘，
璇玑本自然。
几人窥造化，
翰运法周天。
其中还包括讲金液还丹、铅汞、火候、抽添等等内丹术语，不但在他的注疏中有大量这样的论述，在他的其他着作中对道教的那种尊崇也是随处可见的。
有学者说刘沅的着作中并没有明确讲内丹修炼的功法，他让门人们打坐、诵道经这事也没有详细记载，是不是他只是了解一些内丹功法，但没有修炼呢？马西沙研究员曾经亲赴巴蜀，找到刘沅的后人，下功夫考证过一番，掌握的情况是刘沅当年曾修炼一种称为九段功的功夫，门内只口授，且要求不得外传。具体行功的细节不讲了，大概和刘沅批注的《性命圭旨》中的九节功相仿佛。
他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不但承认，而且认为问的所谓的礼其实是道，因为周礼在鲁国王府就是齐全的，何必跑去找老子问呢，所以实际上是向图书馆长问宇宙万物之理。这样，实际上老子和孔子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道儒本就一脉相承，是相通的。去过青城山的道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上清宫老君殿里面有一块匾，“李实孔师”四字，就是槐轩门下的颜楷所书。
第二、法言坛和《法言会纂》说明什么？
其实，造成学术界这个困扰的最大原因并不是《槐轩全书》中关于道教、关于内丹的内容，而是刘沅搞的法言坛和那部《法言会纂》。《法言会纂》的定位是道教的科仪书，所以很道教，里面有驱病、谢土、请水、谢火、斋醮、仪范等，什么怎么救度先祖，怎么丧葬才科学，鬼神是怎么回事等方面，显然不是大儒应该研究的内容。
法言坛呢，法会在延庆寺里举办，刘门兴盛以后，延庆寺就成了刘氏家庙，成为刘门教宗教活动的中心，寺庙不但被扩建，还供上了文昌帝君。刘门的道场法会举办得非常频繁，每年是九次，门内称为“九会”。九会分五次大型的和四次小型的法会，大型的为期4天，小型的为期3天，有固定的名称和日期，比如正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上元会，七月十三日到十六日称为中元会等等。每一次法会都有固定的斋醮仪式，主要是为幽苦众魂悔罪恳恩，配合烧纸钱、救幽文、脱生符等仪式。在九皇会还要举办礼斗、祈寿活动，在佛祖会还要举办放生会，无论从法会的举办时间选择还是内容、活动的举办方面，都有着浓浓的道教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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