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望去，南大洋村的地势状若龟背。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从南大洋取土，垫起高高的大房身。随着地势，越往下房身越高。房身上建起干打垒，屋顶苫上南大洋里的苇子，又防雨又暖和。
邵勇带着众人，撑着木筏直奔中街。来到村口，看洪水虽猛，却多在房身以下，这才把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南大洋村中街地势最高，西北和西南地势偏低。邵勇不敢怠慢，撑着木筏，顺着变成河的街道，划向西北街。
中街往南，一条不宽的巷子里，浊黄的洪水打着旋儿，漂浮的枯枝、菜叶，在水面上堆积了厚厚一层。邵勇家的院子上了水，洪水比门槛还高，可邵大妈在门槛外叠起了水坝，如同一座瓮城。邵大妈隔三差五，拿水瓢把渗进瓮城的水淘出去。
十五岁那年，邵勇爹病逝。邵大妈独自把邵逸、邵勇姐弟俩拉扯大。邵逸中学毕业后，干了两年农活，因为书念得好，被抽调到村小学当了民办老师。后来成了小家，调到婆家那边小学工作。
队上分口粮要看工分。邵勇爹刚走那阵儿，邵大妈眼睛哭出了毛病，队上的农活干不顺手，出的工不多。队里分粮时，把上等的粮食，先分给了家里劳动力多、挣工分多的人家。劳动力少，贡献小的人家，就只能分马料。
邵逸、邵勇的中学在三岔口，离南大洋十几里，上下学全靠走。早上要比三岔口的学生提前一个小时，下午放学又要晚回家一个小时。
邵逸上初中那会儿，家里虽穷，但邵勇爹心疼女儿，中午给邵逸带的饭盒里，是粟米掺了大米的二米饭。轮到邵勇上初中，父亲身体垮了，家里更难了，邵勇中午的饭盒里就只能带粟米。
学校有座小食堂，午饭时每班派出值日生，把全班的饭盒用柳条筐抬回教室。干部、工人子弟和家里条件好的同学，脸上挂着自信的神情，最先挤向柳条筐，手里垫着抹布，把饭盒捧在手上，得意地揭开铝制饭盒，亮出白花花、软糁糁、香喷喷的大米干饭。回到座位上，还会取一只精致的小菜盒。
邵勇是最后取饭盒的几个人之一。他没有菜盒，只有家里带来的几根咸萝卜条。这个年龄的少年有着强烈的自尊。为了不被同学发现，他拿了饭盒躲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吃。
从第二天起，粗劣的食物，就成了这个少年不肯轻易示人的秘密。到了秋底，邵勇死活不肯带饭盒了，因为入冬天冷，在小树林里吃显然不太合适。他整个下午都饥肠辘辘，不仅要忍受饥饿，而且还要极力控制肚子里滚动的雷声。
完全可以想象，不吃午饭，坚持下午学习，脑袋的状态。对一个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的少年，饥饿是多么地痛苦与残忍。以致听到放学的铃声，邵勇都如同刑满释放，重获新生。因为放学，不仅解放了他被饥饿折磨得消瘦的身体，更解放了他发条般拧紧的神经。背着书包，不走大路，在学校和家之间取一条直线，迈开腿，穿越横亘在面前的一排排梳齿般的田垄，像迈过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道坎儿。他上气不接下气，拼尽最后的力气，向苫着芦苇的三间泥土房飞奔。
草房的灶屋里，邵大妈在给鸡剁菜，给猪擦食。咣当一声，邵勇气喘吁吁推开房门，一头撞进屋来。揭开冰凉的锅灶，怪怨道：
“妈，您怎么还没做饭呢？”
邵大妈惊诧地回头，看着自己向来孝顺的儿子，一下子被儿子狼一样饥饿的眼神儿吓到了。她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深深地自责，赶紧扔下那些下蛋的鸡，接过儿子手中的锅盖戳好，拎舀子，涮锅，添水。又抱来柴火，塞进灶坑，点起灶火。抄起搪瓷盆，舀米，淘洗，下锅……
邵大妈经历过1960年的大饥荒。儿子的眼神，唤醒了她熟睡的记忆，刀子一样刺痛了她这个当妈的心。她懂自己儿子，要不是实在饿极了，他不会使性子。哪怕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牙缝里也不会跟自己欠半个字。他怕惹自己这个当娘的着急上火。
邵勇爹病逝后，邵勇提出退学，她没有反对，只是默默抹了一宿的眼泪儿。家境如此，必须有个男人站出来顶门市。这乡下人的规矩。如果没有男孩也就罢了。邵勇是男孩子，尽管他比他姐邵逸聪明，可他是老邵家他爹这根藤上的独苗。为了这个家牺牲学习机会，等于自断前程。作为母亲，她深深自责与痛苦，然而，她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
此时此刻，邵大妈的感情异常复杂，既对邵勇辍学的惋惜，又为邵勇男子汉般的担当自豪！她常背了人，笑了哭，哭了笑。因为他觉得儿子乖，老邵家又有指望了！
邵勇入社，先是跟冯铁匠学打铁，剪子、菜刀，锅铲，也打犁铧、锄、镰、锹、镐。来了物牲口，就给牲口钉掌。铁匠炉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关门歇业后，邵勇又跟着罗木匠、吴瓦匠打下手。
当了两年民兵，现在已经是大队民兵连长。这也破了由退伍兵当连长的规矩。儿子出息，当妈的也不能拖儿子的后腿。凡事都要走在前头，抢在头里，想得就要远，就要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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