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宗固然可以在背后鼓动褚氏兄弟上书弹劾刘洎，且有可能将刘洎掀翻下马，但他想要上位中书令、成为宰相之首，不能缺少政事堂之支持。
现有制度之下，即便是皇帝属意之人，也必须经由政事堂推举之后才能三省六部之长官。
由此可见，许敬宗必然已经暗中向陛下“投诚”。
而陛下倘若当真同意由许敬宗顶替刘洎，那么动机只有一个——获取易储之支持。
真正办起事来，许敬宗比刘洎好用得太多。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马周狐疑的看着房俊：“许敬宗可是你的人……”
朝野上下，谁都知道身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许敬宗“不顾廉耻”溜舔房俊，这才从贞观书院一路扶摇直上入主礼部，以太宗皇帝潜邸之臣的资历心甘情愿担当房俊的“狗腿子”。
倘若许敬宗当真谋求中书令之位，很难相信其后没有房俊之推手……
房俊苦笑道：“官场之上，有什么‘谁是谁的人’这种非黑即白之事？一切都在利益推动之下罢了。以往许敬宗在我这里能够谋求到足够利益，故而甘为驱策、自投门下，明日有人能够给予更多利益，改换门庭又有何难？”
喝口酒，又道：“此人能力卓越却寡廉鲜耻，资历深厚却毫无底线，我这些年之所以将其网罗羽翼之下便是保持对其打压，使其心有戒惧而不能为恶。倘若当真走通了陛下门路，从此总摄百揆、官至极品，是祸非福啊。”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人性亦然。
没有几个人是当真大奸大恶、暴力凶残之辈，更多时候是环境使然。
处于宽松、缺乏监督之环境之内，可以将人性之中的恶毫无顾忌的释放出来，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同样，若能对其严加监管、百般防范，使其“恶意”有所收敛，用其才能，则很多时候却又可以政绩卓着。
三国之时曹孟德“唯才是举”之本意，便是如此，用其才而束其恶也……
马周轻轻颔首，喟然道：“陛下集权之心甚炙，然而空有御极之心、却无王霸之术，志比天高、才比纸薄，长此以往，隐患重重。”
他对于房俊所主张的全部军国重事皆决于政事堂、军机处之观念甚为推崇，认为限制皇权无比正确。
集权当然有其不可忽视之优势，那便是军国大事一言而决，杜绝了扯皮、推诿、将国力空耗于内斗之中，能够全力且快速的增强国力。
但这是在君主贤明的情况之下才能达成。
事实上遍数古今之帝王，可称“贤明”者又有几人？大多不过是中规中矩、碌碌无为罢了，一旦遇到一个志大才疏、昏聩暴戾之君王，可轻易耗尽国力、败光家底，轻则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重则江山板荡、异族入侵。
然而任谁作为皇帝，又岂能甘心大权旁落？
房俊则道：“自始皇帝一统八荒设立‘郡县制’，已经将天下权柄收归中枢，及至前隋‘五省六曹制’、本朝‘三省六部制’，集权之势不可阻挡，天下政令皆出于上。想要更改千百年来天下人早已深入人心之‘皇权至高无上’，岂是仓促之间可以促成？必然要经过漫长时间去转化、演变，不断完善制度之同时，也要等待民智之开启。”
无论是破除“皇权至高无上”之威严，亦或是成就“王在法下”之盛世，追根究底必须民智开启才行。
当百姓明白“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的道理，谁再想用天下人之血肉供奉于一人、一族，则再无可能。
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房俊之所为皆在于尽可能将所需之时间缩短，在他有生之年或能达到这一步。
但如此却是最为稳妥的，远比“掀翻一个旧王朝、炸碎一个破时代”来得更为温和，也更为深刻。
而后敬一杯酒，规劝道：“公务是永远忙不完的，你也要注意休息保养身体，咱们一同活得长长久久，或许就能见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不是事必躬亲、精力耗尽，临死之时长叹一声时不我待！”
这人身体素质本就很差，偏偏责任心甚重，放权给下边人又很是不放心，便只能做个“卷王”事必躬亲，早早将身体拖垮一命呜呼……
这位政治上最稳固的盟友或许缺乏一些天分，很难成为“名臣”，但其低调沉稳、一丝不苟的事业心却是当下最为缺乏的“能臣”。
马周笑道：“听二郎之言，仿佛我已病入膏肓、命不久矣……那就听二郎的劝，往后尽可能放权下去，也学一学你这般固然权倾朝野却优哉游哉、羡煞旁人。”
房俊蹙眉：“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马周大笑：“全在于二郎之理解，来来来，难得有机会畅饮一回，今日不醉不归。”
房俊欣然：“处置公务我不如你，但喝酒，你不行！”
马周不以为然：“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并非当真要喝上千杯，更非谁把谁灌醉，兴之所至，纵然哪个少饮两杯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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