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观测点的建设、人员的派遣和维持、数据的传递和汇总，无不耗费巨资。
数据传递是一大难题。
从西羌高原到郢都，驿马传递需要两个月；从百越之地到郢都，水路陆路交替也要四十余日。
为解决这一问题，太史府专门训练了一支快速传递队伍，在各观测点之间建立了一条专用信道，重要数据还会以副本形式由不同路线同时发送。
楚王章三十一年，太史铭提出“四海测影，同日记之”的计划，选择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最重要节气，要求所有观测点在同一天同一时刻测量日影长度。
这一计划实施极为困难，但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准数据。
太史铭发现，同一时刻在不同纬度测得的日影长度差异比预想的还要大，特别是在南方的百越之地，冬至日影长甚至不足郢都的三分之二。
经过数年计算，铭提出了“地有南北，历有差异”的理论，主张在新历法中加入地域修正值，针对不同地区提供适当的农时建议。
这一创新理念使楚历不再是单一都城的历法，而是真正适用于广阔疆域的综合历法体系。
楚王章三十二年，各地观测数据已堆积如山，太史府内，草稿纸堆积如山，计算用的算筹堆满了好几间屋子，太史铭将天文学宫的士子都集中了起来，日夜不停地处理数据。
计算工作异常繁复，当时算学虽已经在楚王熊章的干预下相当发达，但计算工具仍以算筹为主，之后又仿造少府的算盘制造出了超大算盘，但其中复杂运算仍然需要数日甚至数月时间。
后来太史铭发明了一种新型算表，将常见计算结果预先列出，还便于比较，大大提高了效率。
编造历法最大的挑战是协调太阳历和太阴历。月亮绕地球一周约29.53天，十二个月约354天，与太阳年365.25天相差11天多。
如不协调，季节就会逐年后移。古人发明了闰月法，但如何设置闰月才能最小化误差，是一大难题。
太史铭通过分析三十年来的数据，发现十九年七闰的法则已不够精确，他提出了新的闰周规律，每三百九十一年设一百四十四个闰月，比传统的十九年七闰更为精准。
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岁差的发现。
太史铭比较古今星象记录，发现冬至点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在缓慢移动，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古代历法逐渐偏离实际天象，也为新历的长期准确性提供了保障。
日月食的预测是历法精准度的试金石。铭根据新历推算出楚王章三十一年将发生一次月全食，结果误差不足一刻钟（古时一刻约合今14.4分钟），远超以往任何历法的预测精度。
楚王章三十五年，新历初稿完成，铭没有立即上报，而是选择进行实地验证，他派出多个小组，赴各地对照新历预测与实际天象、物候的符合程度。
验证结果令人振奋：新历在各地指导农时的准确率超过九成，比旧历提高三成以上；预测日月食的误差大幅缩小；节令划分与各地气候特征高度吻合。
然而铭仍不满意，他发现南方百越地区的雨季开始时间每年有较大波动，单纯依靠天文观测难以准确预测。
于是他又组织人力，收集各地物候资料——候鸟迁徙、植物开花结果、昆虫活动等自然现象，将这些因素纳入历法修正体系。
楚王章三十六年，新历已臻完善。
但就在这时，一场意外几乎让三十年心血付诸东流：太史府突发火灾，虽经全力抢救，仍有部分珍贵原始数据被毁。
太史铭忧心如焚，差点一蹶不振。
好在多数数据已有备份，计算结果也已多重记录，太史铭带领团队日夜赶工，重建了损失的数据，这场灾难反而促使他们对所有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核，纠正了一些隐藏的错误。
楚王章三十七年九月，楚历终于编纂完成。
这部历法共三百卷，分为天文、历算、物候、农事、占候五大部分，它不仅准确预测日月星辰运行，还详细记载了各地气候特征、农作物生长周期、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等内容。
楚历的创新之处众多：首先，它采用了更为精准的闰周系统，使阴阳历的协调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
其次，它引入了地域修正值，同一节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农事建议；
第三，它综合天文观测与物候特征，使历法更加贴近自然实际；
第四，它记录了异常天象的预测方法，为灾害预防提供了参考；
最后，它统一了计量系统，使时间测量更加标准化。
楚王熊章只是略微看了一眼楚历的内容，随后便放下，他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楚历验证的部分记载。
太史铭在天文馆编撰楚历发生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但对于这种意外，他只能感叹好事多磨，但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熊章看完验证的结果之后大喜过望，说道：“此非独历法，乃治国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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