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邵怡蕾：为什么人形机器人将引发人类对自身的重新思考？
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纷纷入局人形机器人研发。接连亮相的人形机器人，让科幻故事逐步照进现实，不仅在技术层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还在各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其引发的伦理与法律思考也日渐受到关注。为什么人形机器人将引发人类对自身的重新思考？日前，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人工智能金融学院院长邵怡蕾教授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条腿”是人文社科对于人工智能社会的研究。应该如何理解？
邵怡蕾：人工智能对齐(the AI alignment problem)就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目标、决策和行为与人类的价值观和利益相一致。人工智能对齐不仅需要技术进步，更涉及深层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目前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最为核心和紧迫的议题之一。
自诞生以来，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和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以ChatGPT为例，自2022年11月30日对外发布以来，它“成长”的速度甚至不是以月，而是以天计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这条腿”无疑是长得很快的，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条腿”——人文社会学科对人工智能社会的研究也需快速跟上。“两条腿”同步成长，我们才能更稳健地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刚出生的“孩子”，人工智能研究者则是“父亲”的角色：从技术层面鞭策它“更快、更强”。然而，要培养出“健全的小孩”少不了“母亲”的角色。如何和人类社会相处？如何和人类更好地“沟通”？这是人文社会学科需要“教会”人工智能的。
实际上，科学界和人文社会学界已意识到这一需求。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发现，在研究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是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所以，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开始向人文社会学界寻求支持。比如，在技术发展引发的生产力迭代的进程中，如何维护人类社会的公平？如何保护人们生活的隐私？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这些并不是新问题。100多年来，这些问题已经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被广泛讨论，并产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和架构。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社会学家有了更多的合作，许多人工智能项目在研发阶段就融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团队成员。如同一个小孩在成长的“家庭”里既有“爸爸”也有“妈妈”。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从“更快、更强”的技术进步，向着社会性和情感性转向。
中新社记者：人工智能的发展又将对人文社科的研究领域产生何种影响？
邵怡蕾：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节省大量的时间。比如，社会科学研究者原先用于查找资料、整理文献的时间就被解放出来了，这些时间可以被用于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相较于人工智能，人类个体的学习时间，涉猎的知识领域都十分有限。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发散研究思路，帮助人们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距离越遥远的学科，连接起来之后往往能碰撞出非常新颖的观点和成果。“找到不可能的链接”——在我看来，这是人工智能对于学者而言最大的帮助。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学者的研究角度、思维空间、辅助工具都将获得提升，学者的工作将更有创造性，远距离学科间的“化学反应”也会“火花四射”。
归根结底，从目前的发展成果来看，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被动的辅助工具。即便通过海量计算，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上千个“答案”，但引出“答案”的“问题”仍需人类提出，是人类的“问题”让人工智能把某一个“答案”实相化。人类掌握着探索的主动权，人工智能的学习也是来自于人类的主动探索。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境中，没有人类的prompt(提示)人工智能就不会生成，当然，生成的数据又会再次“反哺”人工智能，让它再次学习。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运用，我们的关注点可能会从技能——比如会做PPT、会写论文等，转移到其思想性和创造性。对于这一趋势，我们只能适应，因为技术发展“开弓没有回头箭”。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人文社会学科引入了新的议题和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应该被定义为人还是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定义不同，会直接影响我们关于它的伦理准则和法律准则。人工智能是工具还是伙伴？实际上，这一界定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也没有达成一致，争论和分歧一直存在。由此可以延伸出更多需要讨论的话题：如果人工智能被视作“伙伴”，我们能不能让人工智能来参与社会治理？如果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人类的隐私是否可以毫无保留地暴露给人工智能？而对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又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在分歧中维系社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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