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贝利亚。”
内线电话很快接通了。那头传来贝利亚的声音：“斯大林同志？”
“拉夫连季同志啊，我没啥事，我就想问问瓦列里的身体状况报告，你今天收到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贝利亚的声音明显变得有些紧张：“斯大林同志，今天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按惯例，应该是晚上才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斯大林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让贝利亚脊背发凉的意味和口气：“瓦列里从2月14日开始，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攻城的时候连续七十二小时不睡觉。昨天进了明斯克，又连续干了三十多个小时不休息。你那个专门指派的小组，在干什么？”
贝利亚在电话那头深吸一口气。
“斯大林同志，我...我立刻去查。”
“不用查了。”斯大林轻哼一声：“你直接告诉我，他们有没有试图制止？”
贝利亚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一些。
“斯大林同志...他们...他们可能制止不了。索洛科夫同志是方面军司令员，是上将，他们只是内务部的观察员...”
“制止不了？”斯大林的声音提高了一度：“所以他们就看着一个去年八月刚中过枪、在医院躺了两个月的人，在前线这么熬？拉夫连季，我让你派人去，是让你去看着他的，不是让你去给他当观众的。”
贝利亚在电话那头明显在冒汗，怎么牢压力自己啊。
他跟随斯大林多年，知道这种语气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不是真的发火，但比真的发火更让人难受。
“斯大林同志，我立刻亲自给他打电话。我保证，今天之内让他去休息。”
斯大林又哼了一声。
“你打？你打能有什么用？你是能命令他，还是能吓唬他？”
贝利亚无言以对。
斯大林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
“行了，我知道这不全是你的错。那孩子什么脾气，我也知道。但你要记住，拉夫连季同志，去年八月那件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我明白，斯大林同志，永远都不会有下次了。”
斯大林放下电话，重新拿起那份战报。
他的目光停留在瓦列里的名字上，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科夫，上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上将，二十三岁的方面军司令员，二十三岁的红色战神。
整个苏联，整个红军，甚至整个盟国，都在看着这个年轻人。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专门问起他，丘吉尔在德黑兰也提过他，美国的报纸叫他“红色战神”，英国的报纸叫他“斯大林的雄鹰”，莫斯科的姑娘们把他的照片贴在墙上，列宁格勒的老兵们用他的名字给新出生的孙子命名。
但斯大林看到的，不是一个战神，不是一个雄鹰，不是一个传奇。
他看到的是一个孩子。
一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朱可夫每次来莫斯科，都会提起瓦列里。他说瓦列里小时候就聪明，学东西快，胆子大，但有时候太冲动。他说瓦列里他爸，米哈伊尔，当年在骑兵第一集团军跟他一起打过仗，是个好兵，后来当了警察局长，也是个好警察。
他说瓦列里他妈，阿丽娜，是牺牲老兵的女儿，自己在医院当护士长，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
1941年冬天，莫斯科最危险的时候，红场阅兵不久后，开往前线的瓦列里收到命令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报到的时候，斯大林见过他一面。
那时候的瓦列里，穿着校级军装，脸上还带着独属于年轻人的稚气。
他站在斯大林面前，不卑不亢地敬礼，然后说：“斯大林同志，我一定会好好打仗。”
斯大林问他：“你怕死吗？”
瓦列里想了想：“怕。但我更怕莫斯科被敌人占领。”
斯大林笑了。
那是战争开始以来，斯大林为数不多的几次笑之一。
后来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莫斯科战役，刻赤半岛，第二次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库尔斯克，第聂伯河。
每一仗，瓦列里都在。
每一仗，他都打得漂亮。他升得很快，从少尉到大尉，从少校到上校，从师长到军长，从集团军司令到方面军司令。他的照片登上《真理报》，他的名字传遍全国，他的传奇让每一个苏联人都为之骄傲。
但在斯大林心里，他始终是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说“我怕，但我更怕莫斯科被敌人占领”。
斯大林想到这里，放下手中的报告又拿起电话。
“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电话经过几道转接，终于接通了。
那头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彼得罗夫斯基。”
“我是斯大林。”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然后是一阵慌乱的声音，斯大林能想象到彼得罗夫斯基刚刚坐下不久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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