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八月二十的晚上，杨军和施波洗了脚，正准备要睡觉。
突然，隔壁办公室响起了叮咚叮咚的电话声。
杨军和施波对视了一下。俩人谁也没说话。
杨军赶紧穿上鞋，向办公室跑去。
电话是二连连长郑东升从三江屯打来的。杨军有种不祥的预感，忙问郑东升:
“东升有事吗？这么晚了还来电话”。
郑东升在电话中焦急的说:
“营长，侯福来开上吉普车走了，不知去哪里了。我们连部核算员说，侯福来出走时，把他的手提箱都带走了，走的很着急”。
杨军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马上就十点了。
他想了想便向郑东升问道:
“侯福来是几点走的”？
郑东升在电话中犹豫了一下说:
“营长，我听核算员说，好像是九点走的，走时，谁也没有通知。只和核算员说，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他有点急事回营部，明天就回来了。我觉得侯福来走的蹊跷，什么重要的事，连我这个指导员都不通知。我考虑不对劲，这才打电话向你汇报。营长，打扰你休息了”。
杨军皱了下眉头，都一个小时过去了，侯福来要是来营部，早该来了。
他突然想起了梅怡那天晚上说的话。再有一个星期就见风晓了，难道侯福来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杨军仔细的想了想，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对仍在电话中等他说话的郑东升说:
“东升，关于侯福来的去向，我也搞不清楚，他没有来营部。如果明天侯福来还不回去。你和知青们说，侯连长有事外出，千万不要和知青们说，侯福来去向不明。以免引起知青们的恐慌”。
说完，杨军放下电话，回到宿舍，对已经躺下的施波说:
“教导员，刚才一连指导员郑东升来电话说，侯福来九点的时候，开上他的吉普车出去了，说来营部，到现在还没有来，连里的核算员还说，侯福来临走时把他视作生命手提箱都带走了，我猜不出侯福来是准备要干什么，是回老家吗？回老家他也要告诉郑东生一声，或者向营部请个假，侯福来私自外出，还把他的手提箱带走。别是出什么事了吧”。
施波听了杨军的话，赶紧披上衣服坐了起来，说:
“侯福来能干什么去。自从他被降到二连当连长后，这个家伙的情绪一直很低落，整天阴沉着个脸，和谁都不说话！难道这个家伙真的回老家了，不想干了，回老家也要和我们说一声啊，回老家还要不要组织关系，难道回老家不要工作了吗？这小子也太让人琢磨不透了”。
施伯点了一支烟，递给杨军。
杨军把施波递过来的烟推了回去，一拍脑门说:
“对了，教导员，你和我去一下隔壁梅怡和宋红梅的宿舍。听听她俩是什么想法”。
施波把鞋穿上，跟着杨军敲响了梅怡和宋红梅的宿舍。
开门的是宋红梅，杨军有种预感，梅怡不在宿舍。
他侧着身子看了一眼屋里，发现梅怡的床是空的。梅怡不在，便问宋红梅:
“梅怡，这么晚去哪里了”？
宋红梅啊了一声，捂住了嘴，回头看了一眼梅怡的床铺说:
“梅怡说去你们宿舍，说有点事和你们商量，她没有去吗？走了大约十几多分钟。我还一直在想呢，什么事非要晚上商量”。
杨军没在客气，拨开宋红梅，走进了她们宿舍。施波也跟着走了进去。
见梅怡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床上没有一丝杂乱的痕迹。
杨军弯下身子看了一眼梅怡的床下。
见梅怡床下的手提箱也不见了。
手提箱是梅怡格外珍惜的私人物品。杨军从没见梅怡打开过。
从27连到同江农垦营，杨军也没见梅怡打开过。
杨军猜测到梅怡去哪了。
他表情不自然的坐在了梅怡的床上，神色有点恍惚。对施波和宋红梅说:
“该发生的事。总要发生，一连的连长和二连的连长都走了，估计咱们同江农垦营要出大事了”。
施波和宋红梅不知杨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俩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的说:
梅怡能去哪里？刚走了不到二十分钟，赶紧通知东大院的知青们分头去找吧”。
杨军摆了摆手说:
“别找了，估计走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这几天咱们什么也别干，等兵团的电话吧。不出两天，兵团就会把电话打到同江农垦营”。
说完。杨军站起身来，心情复杂地走出了梅怡的宿舍。
施波没有和杨军出去，他低声的和宋红梅说:
“侯福来和梅怡搞什么鬼？怎么都走了，他俩好像商量好似的，营长好像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宋红梅木然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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