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天阉说。这种观点将《史记·蒙恬列传》中的“隐宫”二字解读为赵高本就有残疾，属于天生的阉人，即“天阉”。宋人胡寅、清人乔松年都持有这种看法。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赵高有女婿阎乐，这就意味着赵高应该有女儿，显然不符合“天阉”的特征。胡寅等人的观点，很可能源于《资治通鉴》中的“生而隐宫”之语，然而这句话与《史记》原文的“生隐宫”存在出入，并不准确，因此天阉说也难以成立。
还有非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首先对赵高有女儿这一点提出了质疑。清末学者沈家本就曾因为赵高有女儿而怀疑他并非阉宦，并且对《史记索隐》所引刘伯庄语进行了批驳。不过，沈家本仍然认为“而隐宫之为宦者，与赵高情事相合”，觉得《史记正义》关于“隐宫”等的解释不能轻易否定。学者马非百也将赵高有女作为论据来支持非阉说。但实际上，受宫刑者未必就没有子女，着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仅以此作为立论依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再者，关于“隐宫”的理解也是非阉说的重要依据。马非百根据《睡虎地秦简》提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其实是“隐官”的误写；而隐官的性质，“和后世的劳动教养所大致相同”，即罪官改造中心。学者传汉、李开元等都认同这一观点。但周晓瑜等学者则认为“隐官”系“隐宫”之误，此外还有“宫”、“官”可通，以及“隐宫”和秦简所见“隐官”本无关联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各方争论不休，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主要围绕《史记》关于“隐宫”的旧注展开，而旧注并非证明赵高为阉宦的必要证据。
最后，关于“宦”的理解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马非百区分了“宦人”与“宦者”，认为前者是“仕宦”之人，后者才是阉宦。李开元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依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提出，“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还将“宦籍”解释为“门籍”。但批评者通过梳理《史记》中使用“宦”字的各种情形，对这种解释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结合嫪毐之乱带给秦王的震怒，对男性正常仕于宫中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且指出李开元对“宦籍”的解释过于牵强。还有学者结合《史记》上下文，认为秦二世所说赵高的“宦人”身份，指的并非一般的仕宦之人，而正是宦官之意。
尽管阉宦说受到了上述各种观点的修正和质疑，但它也并非毫无依据。学者辛德勇等坚定地主张，赵高确实是阉宦。抛开《史记》旧注和关于“隐宫”的众多争议不谈，从《史记》所载的“宦人”、“宦籍”等内容，就可以找到一定的印证（当然，这些记载也存在争议，前文已述）。而且，赵高作为宫中近侍的身份，以及他所担任的官职如“中车府令”、“中丞相”中所加的“中”字（此字被理解为“中官”，即宦官之意），都从侧面支持了阉宦说。此外，这种认识在汉代也有迹可循，例如樊哙率群臣排闼见刘邦时，刘邦正头枕“宦者”而卧，樊哙便以赵高事进谏；京房在进谏时也以赵高暗指西汉宦官石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可以推断赵高是阉宦，但他究竟是自宫还是被宫，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缺失，已经难以考证，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与思索。
关于赵高确切的出生年份，始终是一片模糊不清的空白，众多史家虽绞尽脑汁，却也难以找到确凿无疑的记载。然而，历史就像一位神秘的拼图大师，总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些许线索，供后人去拼凑真相。幸运的是，通过深入探究赵高跌宕起伏的仕宦经历，我们或许能够拨开重重迷雾，对他的生年进行一番大致的推测。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那场改变秦朝命运的沙丘政变中，赵高为了说服丞相李斯拥立胡亥为帝，言辞恳切地说道：“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世者也，卒皆以诛亡。”这番话语，不仅透露出赵高在权力斗争中的狡黠与野心，也为我们推算他进入秦宫的时间提供了关键线索。
从赵高的自述可知，在沙丘政变时，他已在秦宫担任官职二十余年。我们不妨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行一番细致的时间推演。向前回溯二十余年，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年这个时间跨度来计算，赵高进入秦宫担任官吏的时间，应该在秦王政八年到十六年之间。为了使推测更为精准，我们取中间值二十五年，如此一来，便可大致推断出赵高进入秦宫的时间约为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在深入探究赵高进入秦宫的时间后，他完整的仕宦经历也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史学童－史－令史－尚书卒史－中车府令－郎中令－丞相。这看似简单的职位序列，实则蕴含着无数的艰辛与权谋。每一次职位的升迁，都像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赵高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手腕，甚至是不择手段，一步步攀登权力的高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