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赵高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且饱受诟病的人物。他在秦王朝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以弄权专政、指鹿为马等行径，给后世留下了极为负面的形象，成为了人们口中奸佞小人的典型代表，为人的确难称良善。然而，历史的多面性往往在于，即使是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也不可否认地拥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与才华。
在秦代严苛的律法体系之下，赵高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专业素养。他对秦朝的法令条文了如指掌，精通律法的程度在当时鲜有人能与之比肩。这种对法令的精通，使他能够在复杂的政务处理中游刃有余，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行政事务的裁决，他都能凭借对律法的熟悉给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在秦朝的官僚体系中逐渐崭露头角，也正因如此，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与认可。
更为难得的是，赵高在书法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堪称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在那个以书写为重要交流与记录方式的时代，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文化与身份的象征。赵高的书法风格独具魅力，他的笔法刚劲有力又不失细腻流畅，字体结构严谨而又富有变化，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独特的生命力。他对笔墨的掌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起笔、行笔还是收笔，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展现出深厚的书法功底。
也正是因为赵高卓越的书法造诣，使得秦始皇对他的书法青睐有加。秦始皇作为一统天下的帝王，其诏书不仅是传达政令的载体，更是彰显皇权威严的象征，对书写者的要求极高。而赵高凭借精湛的书法技艺，成为了书写秦始皇诏书的不二人选。他书写的诏书，字体端庄大气、气势磅礴，完美地契合了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帝王身份，每一份诏书都堪称书法艺术与政治权威的完美结合。
当秦王朝完成大一统的伟业后，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融合，秦始皇推行了统一文字的重大举措，决定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字体。这一决策对于促进各地文化交流、巩固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赵高与李斯、太史令胡毋敬肩负起了重要使命。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这几部着作被作为全国规范字帖推广发行。这些字帖的内容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他们在继承大篆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规范，使其更符合小篆的书写要求与审美标准。
时光流转至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这三篇字帖进行整合，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成为了《仓颉篇》，全书共五十五章。在西汉时期，《仓颉》《爰历》《博学》这三部作品又被合称为“三苍”，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学子们学习文字、书法的重要范本。然而，岁月无情，随着历史的变迁，因战乱、朝代更迭、文献保存条件等种种复杂原因，曾经广泛流传的《仓颉篇》文字大都不幸失传，只留下只言片语，令后世之人只能凭借着有限的资料，去想象和推测当年这些经典字帖的辉煌，以及赵高在书法传承与文字规范进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
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赵高的形象始终如笼罩在迷雾之中，其功过是非的评判历来众说纷纭，形成了正反两极的激烈交锋。这种争议不仅反映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更折射出人们对历史人物解读的多元视角。
从正面评价的维度来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着作《陔余丛考》中，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赵翼援引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相关记载，大胆推测赵高本是赵国公子。在战国那个烽火连天、弱肉强食的时代，赵国被秦国铁骑踏破山河，宗庙倾覆，百姓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巨大悲愤，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在赵高心中熊熊燃烧。为了实现复仇大业，他毅然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抉择——自毁身体、忍痛自宫，以卑微的宦官身份潜入戒备森严的秦宫。进入秦宫后，赵高如同蛰伏的猎豹，在暗流涌动的权力漩涡中精心布局。他巧妙利用秦朝皇室内部的矛盾与猜忌，挑起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争斗，在血雨腥风中逐步削弱秦朝宗室的力量，最终成功颠覆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这种观点下，赵高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奸佞小人，而是化身为忍辱负重、矢志复国的悲情英雄，其复仇之举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悲壮意味。
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情感共鸣，催生出不少赞美赵高复仇壮举的诗篇。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屈大均，在其诗作中饱含深情地写道：“可怜百万死秦孤，只有赵高能雪耻。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死。报赵尽倾秦县郡，报韩只得博浪沙。”诗句中，屈大均将赵高视为为赵国雪耻的英雄，将其与试图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志士张良（博浪沙行刺）相提并论，认为赵高彻底颠覆秦朝郡县制的功绩，远胜于张良的刺秦行动。另一位诗人吕星垣，在《咏赵高》中同样不吝赞美之词：“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肢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引戋言颇辩冤，鹿马计胜长平战……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糸子婴维尔力。”诗中不仅点明了赵高的王孙身份和自宫复仇的艰辛历程，还将他“指鹿为马”的权谋之计，与长平之战相比较，认为其智谋更胜一筹，高度肯定了他推翻秦朝、手擒子婴的历史功绩。还有一首佚名的《咏赵高》更是直言：“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该诗将赵高置于楚汉相争的历史大背景下，认为他诛杀扶苏、胡亥，为推翻秦朝奠定基础的功劳，超过了汉朝的诸多开国功臣，甚至连张良的铁椎、荆轲的匕首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将赵高的复仇之举推崇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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