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现代学者李开元从全新的视角对赵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突破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史料考证，重新审视赵高的历史地位。李开元指出，赵高绝非单一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位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复合型人才。在文化艺术领域，赵高堪称“第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他的书法造诣精湛绝伦，其作品笔法精妙、结构严谨，在秦代书法界独树一帜，对秦朝文字的统一和规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研究上，他对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专业技能方面，赵高是精通法律的专才，对秦朝律法条文烂熟于心，能够准确运用法律知识处理政务，在司法和行政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赵高在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方面同样表现卓越，他体魄高大强壮，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骑术车技精湛，无论是驾驭战马还是操控马车，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武艺非同寻常，在秦宫的侍卫比武中常常技压群雄。在李开元眼中，赵高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他的才能和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秦朝的发展，值得给予更客观、全面的评价。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视角的评价，共同构成了赵高这一历史人物复杂而多面的形象，也让后人对他的认识和研究充满了无限的想象与探索空间。
然而，将赵高视为忍辱负重的赵国复仇者、文武双全的正面人物这一观点，其立论根基牢牢构筑在“赵高是赵国王室后人”这一前提之上。但细究历史典籍，这一关键前提实则疑点重重，远非确凿无疑。在现存的浩瀚史料中，关于赵高身世的记载不仅寥寥无几，且多语焉不详，相互矛盾之处频现，致使赵高的真实身世宛如被重重迷雾笼罩，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桩难解的迷案。
从秦始皇用人策略的角度深入分析，便能发现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众所周知，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其一生波澜壮阔，同时也危机四伏。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遭遇过多次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燕国太子丹精心策划的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惊险场景曾令咸阳宫为之震颤；还有力士在博浪沙奋力掷出的大铁椎，虽未击中秦始皇的车架，却也让这位帝王心有余悸。这些生死攸关的刺杀经历，让秦始皇在用人方面变得极为谨慎多疑，对身边人的审查与防范达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
试想，若赵高果真是身负国仇家恨的敌国之人，且具备骑术精湛、武艺高强等特质，秦始皇怎会轻易将其留在身边，委以书写诏书、参与政务等重要职责？要知道，秦始皇身边的近臣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才能，更需经过层层严苛的背景审查与忠诚度考验。赵高能够长期侍奉在秦始皇左右，甚至成为秦始皇信任的近臣，负责传达诏令等核心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的身份背景必定有着让秦始皇安心的理由。由此推断，赵高极有可能是根正苗红的老秦人，即便他是罪臣之后，其家族所犯之罪也与政治反叛等严重威胁皇权的因素无关。
进一步推测，赵高母亲因罪获刑，或许只是由于一时疏忽或失误，酿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比如在管理国家钱粮物资时出现重大差错，或是在商业交易中违反了秦代严苛的经济法规。这种非政治性的罪名，相较于谋逆大罪，对家族后人的影响相对有限，也更符合秦始皇将赵高留在身边的逻辑。毕竟，在秦代“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刑罚的执行有着严格的标准和区分，并非“一人获罪，满门皆诛”。
基于以上种种分析，不难发现，将赵高过度美化成忍辱负重、一心复国的英雄人物，实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片面解读与主观臆断。历史评价需要建立在客观的史料考证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上，而不能仅凭主观情感与未经证实的推测。赵高在秦末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诸如篡改遗诏、诛杀扶苏、扶持胡亥、指鹿为马、祸乱朝纲等行径，无论其动机如何，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灾难，严重破坏了秦王朝的统治秩序，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进程。从这一角度来看，赵高的历史定位更倾向于一个搅乱政局的权臣，而非值得赞颂的英雄人物。 唯有以客观、全面、辩证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才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历史的叙事长卷中，赵高始终被镌刻在负面人物的篇章里，其形象因一系列祸国殃民的行径而备受后世诟病。从宫廷政变的阴谋家到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赵高的所作所为不仅撕裂了秦王朝的统治根基，更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了千层恶浪，招致历代文人政客的口诛笔伐，成为“乱臣贼子”的典型符号。
赵高搅动的宫廷风云，堪称秦王朝崩塌的催化剂。他主导的沙丘之变，篡改秦始皇遗诏，矫旨赐死公子扶苏，扶持昏庸的胡亥登基，这场改变帝国命运的政治阴谋，彻底撕开了秦朝权力的遮羞布。此后，他又导演“指鹿为马”的闹剧，通过颠倒黑白的手段清除异己，将朝堂变成了个人专权的舞台；设计诛杀丞相李斯，铲除最后一位能制衡他的重臣；逼杀秦二世胡亥，试图自立为帝，却因群臣反对而作罢。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如同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在秦朝内部掀起惊涛骇浪，使得原本就因严苛律法、繁重徭役而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加剧烈的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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