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一代文豪的“炼”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
就这些微末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又看到了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想当年随父出川时，父子三人还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
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在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兄弟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来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再多多请教，并宽慰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一直以来竟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
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的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此次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恭敬虔诚的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将亡父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这种行状，俗称称“状”，就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时的依据。
苏轼翻阅了家父以前的藏书，找到了父亲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印象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眉山的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这无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期间，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后来出知密州，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
说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却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这是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带的摹本。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意境方面的亮点乃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按族谱还是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
所以，据苏轼后来的文中所言：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云里雾里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他们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别人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佛门长老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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