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华夏大地,犹如被烈火炙烤的荒原,土地兼并的狂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蒙古贵族早已褪去马背民族的豪迈,化身成为贪婪无度的封建大地主,他们伸出巨爪,疯狂掠夺着大片田土,如同饕餮般吞噬着天下的膏腴之地。
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登基之前,为了彰显自己的“忠心”与“实力”,大手一挥,将七千顷肥沃的土地献给朝廷。这七千顷土地,阡陌相连,一望无际,是无数农民世代耕耘的家园,却在帝王的权力游戏中,轻易地改变了归属。而到了元顺帝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经朝廷之手转拨给大臣伯颜,数量竟也高达五千顷。这些被堂而皇之献纳和拨给的土地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被蒙古贵族私吞、霸占的田土,其数量之巨,超乎想象。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农民的血汗,每一块田亩都承载着百姓的悲苦,却成了贵族们炫耀财富与权力的筹码。
元朝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蒙古王公,自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便将金银珠宝与广袤田土当作拉拢人心的工具。元世祖时期,政府赏赐给大臣的田地,一次不过百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欲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遏制。赏赐的田地数量不断攀升,从百顷增至千顷,再到万顷。起初,赐田的区域多集中在北方,那里虽土地广袤,但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后来,贵族们的目光逐渐转向江南,苏州、杭州等鱼米之乡,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了贵族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向这片膏腴之地伸出魔爪,将江南的良田美宅收入囊中,让原本富足的江南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蒙古贵族将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以极其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在他们眼中,农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奴隶。元武宗时期,那些皇帝身边的“近幸之人”,凭借着皇帝的宠信,为他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这些土地租给农民后,每年竟要收取五十万石租粮,平均下来,每亩土地的租金高达四石。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四石粮食几乎是一户农民一年的全部收成。农民们在沉重的租税下,如同被压弯脊梁的骆驼,苦苦挣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绝境。
淮南王的家人在扬州更是横行霸道,他们广占田土,仗着主子的权势,时常派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各乡之间横冲直撞。他们名为“索债征租”,实则行剽掠之事,所到之处,农民们惊恐万分,麦禾被肆意践踏,家园被洗劫一空,哀嚎声与哭喊声回荡在乡间田野,久久不散。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更是野心勃勃,他公然请求皇帝将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自己的兄弟和女婿,然后层层转租给农民。这一操作,使得农民们遭受的剥削愈发沉重,如同陷入无尽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在蒙古贵族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汉族大地主也不甘示弱,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以福建崇安县为例,当地承担田税的民户共有四百五十家,每年需缴纳六千石粮食。然而,其中五十家地主大户,竟承担了五千石的税额,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他们,却牢牢掌控着六分之五的土地。这些大地主们,如同盘踞在地方的恶势力,他们不仅残酷剥削佃户,还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赋役。
在江南地区,田主们的剥削手段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向佃户征收高额租粮外,还随意摊派丝料,强行勒收附加粮。更过分的是,他们竟迫使佃户代替自己服差徭,将佃户当作免费的劳动力随意驱使。有的地主为了逃避差役,还使用“飞洒”“诡寄”等卑劣手段,将赋税和差役转嫁给普通百姓。这一系列恶行,导致赋役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出现了“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残酷局面。在北方地区,同样因赋役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者田连阡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求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
土地的高度集中,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元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如同地底涌动的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喷发,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
元朝末年的朝堂之上,奢靡之风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将整个统治集团裹挟其中。朝廷用度日益奢靡无度,宛如一只永远无法填满的饕餮巨口,无情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使得曾经看似强大的帝国,逐渐陷入了财政崩溃的泥潭。
在元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奢侈腐化已然成为一种病态的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每年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本应用于国计民生,却大部分都被挥霍在无节制的岁赐和荒诞的“做佛事”之中。元武宗时期,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钞二百八十万锭,然而,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便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八百二十余万锭。这些钱财如流水般被挥霍,仿佛是一场无止境的豪赌,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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