蕊珠本草记
下卷
第五卷 汴梁梳典籍 辨证释疑云
嘉佑四年冬，汴梁雪花纷飞，集贤院藏书阁内却暖意融融。苏颂风尘仆仆返回京城，行囊中装满了三州的手札、图谱与药样，还有一沓厚厚的民间病案。他未及休整，便一头扎进藏书阁，将《神农本草经》《唐本草》《千金方》等典籍尽数取出，与沿途收集的民间记录逐一比对，欲为百蕊草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
阁内烛火通明，苏颂伏案疾书，指尖划过泛黄的书页，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蹙。旧籍中对百蕊草的记载多零散模糊，《唐本草》仅言“百乳草，味辛，性凉，主喉痹”，却未提及归经与配伍；《千金方》偶有应用案例，却未明确产地与采收时节。更令他困惑的是，有典籍将百蕊草与瓦松混为一谈，称“百蕊草即瓦松之生于地者”，这与他在剑州见到的百蕊草形态虽有相似，药性却大相径庭——瓦松性酸苦，主清热解毒、止血敛疮，而百蕊草辛甘微寒，兼具清肺、补肾、利咽之效，绝非一物。
“本草之道，贵在辨证。”苏颂喃喃自语，取出三州的百蕊草药样，置于案上仔细比对：河中府的百蕊草茎叶纤细，药性温润，宜治小儿轻症；秦州的草叶厚实，清热之力尤强，适用于外感热病；剑州的根茎粗壮，补肾涩精之效最着，宜治虚劳之证。他结合中医“因地制宜”理论，在札记中写道：“百蕊草性微寒，味辛甘，归肺、肾、胃经。生于河中府者，得水土温润之气，药性平和；生于秦州者，受风沙磨砺之性，清热力胜；生于剑州者，吸崖壁灵秀之精，补肾功优。虽产地有异，其核心功效不离‘清、润、补’三字，辨证施用，方得其妙。”
恰在此时，集贤院同僚、着名医家林亿前来探望，见苏颂案头堆满资料，打趣道：“子容兄（苏颂字）此番游历归来，倒成了‘百蕊草专研’了。只是这民间草药，登得大雅之堂吗？”苏颂闻言，并未动怒，反而取出秦州军营的病案，说道：“德夫（林亿字）请看，秦州边境疫病，百蕊草配伍荆芥、防风，三日便解‘寒包火’之证，救了数百士兵性命。民间实践绝非虚妄，只是未曾被典籍系统梳理罢了。”
林亿翻阅病案，又细看百蕊草图谱，沉吟道：“我曾诊治一位温病后期的患者，高热退去后，持续低热、口干咽燥、心烦失眠，用滋阴清热之药效果不佳。若按子容兄所言，百蕊草兼具清热与滋润之效，或许可一试？”苏颂眼前一亮，连忙说道：“正是！此证乃温病后期，余热未清，肾阴已伤，百蕊草辛凉清热而不伤阴，甘润生津而不滋腻，配伍生地、麦冬、地骨皮，定能见效。”
三日后，林亿兴冲冲前来告知：“子容兄果然高见！那患者服用方剂三剂后，低热即退，口干心烦之症也大为缓解，再服五剂便痊愈了。我已将此案记录下来，附于你那百蕊草札记之后。”苏颂接过林亿的病案，只见上面详细记载：“患者张某，男，四十有二，温病后期，低热不退（体温37.8℃），舌红少苔，脉细数。予百蕊草五钱、生地四钱、麦冬三钱、地骨皮三钱，水煎服，每日一剂。三剂后体温正常，诸症减轻，续服五剂而愈。”苏颂心中感慨，民间智慧与典籍理论的碰撞，竟能生出如此奇妙的疗效，更坚定了他将百蕊草详录于《本草图经》的决心。
此后数月，苏颂每日埋首于典籍与手札之间，逐一厘清百蕊草的性味归经、配伍禁忌、采收储存之法，将不同地域的用法、各类病案分门别类，编撰成系统的条目。他还特意绘制了一套完整的百蕊草图谱，从幼苗到成熟植株，从根茎到花蕊，标注清晰，旁附产地、药性说明，力求让后世医者一目了然。
第六卷 朝堂辩真伪 病案证真机
嘉佑五年春，《本草图经》编撰初具规模，苏颂将百蕊草的相关记载呈于崇文院，请求组织朝臣与医家审议。不料，此举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以礼部尚书王拱辰为首的保守派认为，民间草药未经典籍印证，贸然载入官修本草，恐误导后世，主张删去百蕊草的条目。
“苏大人遍历乡野，收集民间偏方，精神可嘉，”王拱辰立于朝堂之上，语气带着几分轻蔑，“但本草乃医家圣典，岂能容乡野草木随意混入？百蕊草之名，古籍所载寥寥，其药性真假难辨，若载入《本草图经》，他日医者误用，谁来担责？”
苏颂从容出列，拱手道：“王大人此言差矣。本草之根，在于民间实践。神农尝百草，非为典籍而尝，实为救民而尝；历代医家着书，亦多源于临床实践。百蕊草虽古籍记载简略，但臣亲赴河中府、秦州、剑州三地，走访百余位医者、药农，收集病案五十余则，亲见其疗疾之效，绝非虚妄。”
说罢，苏颂取出一卷病案，高声诵读：“秦州边军李某，外感风寒，内蕴肺热，恶寒发热，咽喉肿痛，呼吸困难。用百蕊草四钱、荆芥三钱、金银花五钱、连翘三钱煎服，一剂汗出热退，二剂咽喉肿痛缓解，三剂痊愈。此乃臣亲见之案，有军营医官、士兵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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