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庭在城南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三层，门口挂着铜牌，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开庭那天是阴天，铅灰色的云低低压着，空气里有种山雨欲来的潮湿。
郝铁凌晨四点就醒了。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苏晴头天晚上特意帮他熨过，领子挺括得像刀刃。储物间没有镜子，他用手机前置摄像头照了照，觉得自己陌生：那个在地下室醒来时胡子拉碴、眼神涣散的男人，此刻脸上竟有了一种近乎肃穆的神情。
苏晴在吧台等他，桌上放着早餐：煎蛋、吐司、牛奶，还有一小碟水果。“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她说，语气平静得像往常任何一个早晨。
两人坐公交去城南。早高峰刚过，车厢里空了大半。苏晴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忽然说：“你看那些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每个都在闯红灯。”
郝铁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十字路口，黄灯闪烁，几个外卖员加速冲了过去，在车流中穿梭如鱼。“他们怕超时被罚。”他说。
“我知道。”苏晴收回视线，“我只是想，这个城市有太多这样的‘怕’——怕迟到扣钱，怕差评罚款，怕得罪工头没活干。怕来怕去，就忘了自己本来有权利不害怕。”
郝铁咀嚼着这句话，直到公交到站。
仲裁庭的走廊狭长，灯光是惨白的日光灯，照得人脸色发青。已有几个人在等：陈律师提着公文包，正跟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低声说话；老张和另外两个工友站在窗边，显得有些局促，他们今天也穿了最整洁的衣服，袖口的线头被仔细剪过；林小雨靠墙站着，背着相机包，对郝铁点了点头。
“对方还没到。”陈律师走过来，递给郝铁一瓶水，“紧张的话，小口喝，别喝多。”
话音刚落，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王金龙走在最前面，依旧穿着那身不合体的西装，但今天打了条暗红色领带，像凝固的血迹。他身后跟着三个人：一个是戴金丝眼镜、腋下夹着真皮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应该是律师；另外两个年轻人穿着崭新的工装，眼神躲闪，不敢看郝铁这边。
“哟，阵仗不小啊。”王金龙在几步外站定，目光扫过郝铁一行人，最后落在苏晴身上，“老板娘也来啦？咖啡馆不开了？”
苏晴没理他，对陈律师说：“我们进去吧。”
仲裁庭不大，约莫三十平米，中间摆着长桌，分成两边。仲裁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短发，戴细框眼镜，正在翻看案卷，表情看不出波澜。书记员是个年轻姑娘，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申请人、被申请人，请坐。”仲裁员抬头，声音平稳，“今天开庭审理郝铁与金程劳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我是首席仲裁员周敏，这两位是仲裁员……”她介绍了另外两位，一男一女，都点了点头。
程序按部就班地开始：宣布纪律、核对身份、告知权利义务。王金龙的律师——姓郑——发言时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流畅。他提交了几份新证据：一份所谓的“临时帮工登记表”，上面有郝铁的签名，但日期是暴雨前一天；一份证人名单，就是门口那两个年轻人，准备证明郝铁“工作态度消极、不服从管理”；还有一份劳务公司与某建筑工地的“正规合作协议”，试图证明公司运作规范，不可能克扣工资。
“我方认为，申请人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仅是临时性、松散性的帮工行为。”郑律师推了推眼镜，“至于当天发生的争执，是由于申请人对工作报酬的误解，以及情绪激动下的过激行为。网络流传的视频经过剪辑，断章取义，已对我公司声誉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陈律师等他全部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开口：“仲裁员，针对被申请人提出的三点，我逐一回应。第一，关于劳动关系认定。”他拿出郝铁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页摊开，“被申请人说这是‘临时帮工’，可聊天记录显示，从三月五日起，郝铁就通过这个微信群接收工作安排，每天上工人数、集合时间、工作地点、时薪标准，都有明确指令。这不是临时帮工，这是有组织、有管理的用工行为。”
他又拿出反光背心的照片：“这是当天发放的劳保用品，印有被申请人公司logo。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三条，郝铁的情况全部符合。”
郑律师想插话，陈律师抬手制止：“第二，关于所谓‘工作态度’问题。被申请人提交的证人，经我方了解，均为被申请人公司长期雇佣的员工，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证明力存疑。而我方有三位第三方证人——张建国、李大为、刘强——他们与申请人同一天在同一工地工作，亲眼目睹了当天全过程，愿意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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