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秋蹲在供销社后院的青砖地上，指尖刚触到那只蒙着灰的木匣，就被午后的日头晒得眯起眼。砖缝里的狗尾草晃着细碎的光，远处柜台传来老主任敲算盘的噼啪声，混着巷口卖冰棍的吆喝，把1982年的夏天揉得又暖又软。
“这箱旧物是前儿收的，你要的话，两块钱搬走吧。”老主任叼着烟卷走过来，鞋底碾过地上的梧桐叶，“都是些破铜烂铁，也就你这做古董生意的稀罕。”
林晚秋没接话，只轻轻掀开木匣盖。一股混合着樟木与铁锈的气息扑面而来，最底下压着面铜镜——圆形，边缘雕着缠枝莲，镜面蒙着层薄锈，像蒙了层经年的雾。她用软布擦了擦，忽然顿住手：镜中除了自己汗津津的额角，竟还叠着个模糊的笑影。那笑容很淡，嘴角弯着，像是从很远的时光里浮上来的。
“这镜子……”她抬头想问些什么，老主任已转身走远，只挥挥手：“赶紧搬，别挡着我晒豆子。”
把木匣搬回“晚秋斋”时，天已擦黑。小店开在老街最里头，隔壁是修鞋的老张头，斜对门是卖酱油的李婶，一到傍晚就飘着葱花饼的香。林晚秋把铜镜摆在案上，点了盏台灯，又取来细棉线蘸着酒精慢慢擦。锈迹一点点褪去，镜中的笑影也越来越清晰——是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梳着齐耳短发，眉眼弯弯的，正对着镜子抿嘴笑。
“奇怪。”林晚秋揉了揉眼睛，再看时，镜中只剩自己的影子。她以为是光线的缘故，便把铜镜转了个角度，可那笑影再也没出现。直到夜深人静，她收拾柜台准备关门，台灯的光落在镜面上，那姑娘的笑又回来了，还多了个细节：姑娘左耳下有颗小小的痣。
这晚林晚秋没睡好。梦里全是那面铜镜，镜中的姑娘站在青砖院里，手里拿着个红布包，对着镜子反复整理衣领，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醒来时，窗纸已泛白，她翻身下床，抓起包就往供销社跑。
老主任正蹲在门口择菜，见她气喘吁吁的，吓了一跳：“姑娘你这是咋了？”
“那木匣里的铜镜，您知道是谁的吗？”林晚秋抓着他的胳膊，“就是……原来主人家，是不是有个左耳下带痣的姑娘？”
老主任的手顿了顿，把菜筐往旁边挪了挪：“你咋知道的？那镜子是西街陈家的，陈家姑娘叫陈春杏，当年可是咱这的美人儿，左耳下是有颗痣。”
林晚秋的心猛地一跳：“那陈春杏现在在哪？”
“早没了。”老主任叹了口气，“1958年大炼钢铁，她去后山采野菜，失足掉沟里了，才二十岁。那镜子是她的陪嫁，后来陈家搬去外地，东西就扔在老房子里，前阵子拆迁，才被我们收了来。”
从供销社回来，林晚秋坐在案前对着铜镜发愣。她做古董生意五年，收过不少老物件，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她想起梦里的红布包，想起姑娘整理衣领的模样，忽然生出个念头：这镜子里的笑影，会不会是陈春杏没说出口的心事？
接下来的几天，林晚秋一有空就对着铜镜琢磨。她试着在镜前摆上当年的蓝布衫，试着用红绳系住头发，可那笑影始终只在傍晚台灯亮起时出现，且每次都停留在姑娘抿嘴笑的模样，像是被定格的时光。
这天傍晚，老张头来店里借剪刀，瞥见案上的铜镜，突然“哟”了一声：“这不是春杏的镜子吗？我当年还见过她拿这镜子梳头呢！”
林晚秋赶紧拉他坐下：“张叔，您给我说说陈春杏的事呗。”
老张头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眼神飘向窗外的老街：“春杏那姑娘，心眼实诚，手还巧，绣的帕子在集市上抢着要。她有个相好的，叫周建国，是县里中学的老师，俩人说好等建国转正就结婚。那年头转正难，建国天天熬到半夜备课，春杏就给他送夜宵，每次来都拿着这面镜子，说是路上照照，别让风吹乱了头发。”
“那后来呢？”林晚秋追问。
“后来建国转正的信下来了，春杏高兴得不行，说要去采点野菜包饺子庆祝，结果……”老张头的声音低了下去，“建国得知消息后，在沟边坐了三天三夜，后来就调去外地了，再也没回来过。”
林晚秋的心沉了沉，再看那面铜镜，忽然觉得镜中的笑影里藏着些酸涩。她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锦盒，里面是她前阵子收的一枚银戒指，样式很旧，戒面上刻着个“建”字。她把戒指放在铜镜旁，台灯的光刚好落在两者之间——就在这时，镜中的画面变了。
不再是姑娘单独的笑影，而是两个人：陈春杏站在左边，手里拿着红布包，周建国站在右边，手里举着个纸包，像是在给她递什么。两人靠得很近，春杏的头微微偏向建国，嘴角的笑意比之前更浓，左耳下的痣在光里闪着小小的亮。
林晚秋屏住呼吸，看着镜中的画面。她注意到周建国手里的纸包上印着“上海雪花膏”的字样，那是当年稀罕的物件。而春杏的红布包里，露出半截绣着并蒂莲的帕子——和老张头说的一样，是她亲手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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