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们的优秀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姐在县中学是尖子生，次次拿奖状回来，糊满了堂屋半面墙；二姐手巧，不光会绣香囊，还能给梁平改衣裳，旧布料经她一剪一缝，总能穿出新鲜模样；就连最小的五姐，虽然小时候爬树摔断过胳膊，念书却一点不含糊，算术题算得比先生还快。家里的煤油灯，常常是姐姐们围着桌子看书做题，梁平在一旁扒拉着算盘，却总也记不住口诀。
梁老汉更是把“有儿子”当成了天大的福气。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别人歇晌时他还在田埂上转悠，琢磨着哪块地该引水，哪片庄稼该除虫。那年夏天大旱，河沟都见了底，邻村好多人家的玉米叶子卷得像鞭炮，高粱穗子瘪得打不起精神。唯独梁老汉种的几亩地，靠着他半夜起来挑水浇灌，靠着他提前挖好的引水渠接住的零星雨水，玉米棒子结得饱满，谷子也沉甸甸地低着头。秋收时，别人家愁眉苦脸，梁老汉却雇了人来帮忙，金灿灿的粮食一袋袋往家运，路过的村民都羡慕：“老梁家有福气，不光小子金贵，地里的收成也跟着沾光。”
可这些“福气”落在梁平眼里，却像针一样扎心。姐姐们讨论难题时，他插不上嘴；父亲跟人说“我家小子以后要顶门立户”时，他总低着头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有次梁老汉让他跟着去地里学锄草，他握着锄头没一会儿就磨破了手，草没除几根，倒把好苗踩坏了不少。梁老汉没骂他，只是叹口气让他在田埂上坐着，自己弯腰把踩倒的苗一棵棵扶起来。梁平坐在那儿，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混在青黄的庄稼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这个家明明因为他而更有干劲，他却像个多余的摆设，什么忙都帮不上。
夜里吃饭，母亲给梁平碗里夹着鸡蛋，姐姐们笑着说“等弟弟将来出息了，咱们全家都跟着享福”。梁平扒拉着米饭，嘴里没味，心里却堵得发慌。他知道全家人都盼着他好，可这份盼头太重了，重得让他喘不过气，重得让他觉得，自己要是做不成他们期望的样子，就对不起这满桌的饭菜，对不起粮仓里的粮食，更对不起他们眼里那团亮闪闪的光。
姐姐们的成绩像是按着头往高处长的庄稼，一个比一个拔尖。大姐早早就考进了县重点，课本上的字密密麻麻，她却能背得滚瓜烂熟，先生见了梁老汉总说：“你家大丫头，将来是要走出这村子的。”二姐在镇上学堂当班长，作业本上的红对勾挤得像串糖葫芦，连最难的策论题，她写出来的文章都能被先生当范文念。五姐虽小，脑子却灵光得很，算术课上先生刚在黑板上写下题目，她的答案已经喊出来了，引得全班同学直拍手。
她们不光念书厉害，手脚也勤快得很。放学路上挎着篮子，能顺路割满一筐猪草；回家放下书包，二姐拿起针线缝补衣裳，五姐就去灶房帮母亲烧火，连大姐从县里回来，也会抢着帮父亲去地里拔草。村里人见了总夸：“老梁家这几个丫头，真是顶半个小子用，又能干又懂事！”
唯独梁平，像株长在田埂边的野草，不高不矮，不好不坏。在学堂里，他的名字总被先生夹在中间喊，既不会被表扬，也不会被批评——先生说他“还算安分”，可这“安分”在姐姐们的光环下，就成了“平庸”。算术题他要掰着手指头算半天，课文背得结结巴巴，先生布置的描红作业，他写得歪歪扭扭，不如二姐的娟秀，也赶不上五姐的利落。
家里的活计更是如此。母亲让他去喂鸡，他要么忘了关鸡笼，要么把糠撒得满地都是；五姐教他怎么快速剥玉米，他学了半天，指甲缝里全是玉米须，筐里的玉米粒却没多少。有次秋收，姐姐们跟着父亲在地里割稻子，镰刀挥得又快又稳，他拿着小镰刀在旁边比划，割了没几根就把自己的手划了个小口子，吓得母亲赶紧把他拉到田埂上坐着。
看着姐姐们弯腰劳作的背影，听着远处传来先生对姐姐们的夸赞，梁平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又沉又闷。他不是不想做好，只是无论怎么努力，好像总差着一截。姐姐们像天上的星星，亮得让人移不开眼，而他，只是地上一块不起眼的石头，连影子都显得灰蒙蒙的。
梁老汉对姐姐们的苛刻，像是拿尺子量着过日子。天不亮就喊她们起床，大姐要帮着挑水，二姐得去剁猪草，五姐年纪最小，也得蹲在灶房帮母亲烧火，稍有磨蹭就会被他沉脸训斥：“手脚麻利点！偷懒耍滑将来有什么出息？”
念书更是半点不含糊。大姐从县里带回的试卷，他总要翻来覆去地看，红叉超过三个就得追问：“这题为什么错？是不是上课没听讲？”二姐的作文被先生表扬了，他也只淡淡说句“别骄傲，下次写得更好才算本事”。有回五姐算术考了第九名，虽在班里仍是上游，却被他拿着卷子在油灯下训了半宿：“前面八个是长了三头六臂？你就不能争口气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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