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众对“加征浮收”的恐惧弥漫，尤其在农村。土地抛售和兼并的苗头开始显现，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远东商业》文章引发的国际关注和清廷困境。他们在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加大活动力度：
在公开演讲和发布的宣言中，直接引用《远东商业》的观点作为论据，宣称清廷已彻底丧失统治能力，其垮台是必然且迫近的。强调革命党才是未来中国的代表，任何与即将崩溃的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革命政府概不承认！
革命党人描绘了一幅清廷倒台后，各省独立、军阀混战、列强条约权益完全无法保障的混乱图景，与《远东商业》预测的“全国混乱”形成呼应。
革命党的声音虽然仍被主流列强政府视为边缘，但其与《远东商业》那篇被广泛讨论的“权威预测”形成了奇特的互证。这加深了英、美、法、德、日等国决策层的忧虑：
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如果清廷真如《远东商业》所预言、革命党所鼓吹的那样崩溃了，我们在华庞大的投资、贸易、传教利益怎么办？谁来保证条约的执行？混乱中，沙俄是否会真的趁机吞并大片领土？革命党的“不承认条约”宣言，尤其具有杀伤力。
王月生的海外合作势力则开始精准引导舆论，塑造“文明”共识。
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东京，王月生的合作者（如德文郡公爵的幕僚、摩根家族的说客、犹太金融家控制的媒体人、与德国实业界关系密切的学者）积极活动：
向本国议员、外交官、媒体分发《远东商业》文章的译文和精要分析，强调其预测的严肃性和背后反映的中国真实民意；
组织内部研讨会/吹风会：邀请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人士，深入讨论惩罚性赔款的长远危害：
经济层面：算大账——过度勒索将摧毁中国市场购买力，断绝未来持续稳定的利润来源（“几千万镑（法郎/马克/美元）的赔款进了国库，却永远断送了中国人的后续购买力”）。强调可持续的商业利益远胜于一锤子买卖；
道义层面：猛烈抨击惩罚性赔款是“不文明”的掠夺行为，与联军出兵“惩罚邪恶（义和团）、守护文明（使馆侨民）”的初衷背道而驰，将彻底败坏国家形象（“失去了道义”，“从心底被中国人所仇恨和抵触”）；
政治层面：警告这只会肥了清廷贪官（“让中国政府的各个阶层大发横财”），并造成“远东基层民众的人道主义灾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地缘层面：反复强调最大的受益者是沙俄，其扩张野心将打破远东平衡。
合作势力影响下的主流报纸（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科隆日报》等）开始出现反思声音：
刊登评论员文章，呼应《远东商业》观点，质疑惩罚性赔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报道东南拒赔的舆论和地方不稳的消息；
揭露沙俄在东北的扩张行径，将其描绘为和平的破坏者；
刊载传教士或商人关于中国民生困苦、无力承担巨额赔款的目击报道，渲染人道主义关切。
在王月生势力持续、多角度的影响下，一种新的叙事和共识在除沙俄外的列强（尤其是英、美、日，德、法国内也有相当声音）精英圈层中逐渐形成并占据上风：
“这次对中国的战争，是必要的惩罚与文明的守护。但和平谈判的目标应是恢复秩序、保障未来利益，而非贪婪的掠夺和无差别的惩罚。过度的、特别是惩罚性的赔款要求，不仅不道德、不文明，更是极其愚蠢的——它会摧毁我们赖以获利的中国市场，制造人道灾难，加速清廷崩溃，引发更大混乱，最终让我们的条约权益落空，并可能让野蛮的沙俄成为唯一赢家。我们必须追求一个‘合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这场由一篇商业评论文章引发的、多方势力心照不宣或主动配合的“大戏”，对辛丑谈判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它极大地遏制了列强（尤其是德、俄）最初极其苛刻的赔款要求。
沙俄因其野心被充分暴露并遭到其他列强（尤其英、日）的警惕和抵制，在赔款问题上未能完全如愿，其单独勒索的企图受挫（尽管它仍强占了东北大量利益）。
英、美、日等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和对“东南拒赔”导致清廷垮台、沙俄坐大的恐惧，转而支持一个相对“可执行”的赔款总额和分摊方案（虽然总额仍极其巨大，但远低于最初的狮子大开口，且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东南的承受能力）。
清廷中央和李鸿章团队，通过默许甚至利用这场“逼宫”，成功地将东南地方势力转化为谈判筹码，部分实现了“祸水南引”和抵制沙俄的目标，艰难地保住了中央最后一丝颜面和执行赔款协议的希望。
《远东商业》和背后的郑贯公（王月生），一举奠定了其在远东信息分析和舆论引导领域的权威地位，成为各方都不敢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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