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指着一份案卷说："这是本朝永乐年间的李彬贪腐案。当时李彬任左都御史，'收受贿赂、放纵奸邪，破坏法纪'（《明实录》），他践踏风控的手段，是'勾结内侍，蒙蔽圣听，凡是有弹劾他的奏章，都被压下'（同上）。明成祖得知后愤怒地说：'风宪官是朝廷的耳目，如今却如此贪纵，法律如何施行？'"（同上）于是诛杀李彬，连坐者数十人。但这只是个案，若看明末，崇祯朝'厂卫横行，缇骑四出，民间小事动辄株连，甚至"早晨还戴着冠带，晚上就身陷囹圄"'（《明史·刑法志》），但对贪腐大吏反而多有宽纵，如周延儒'揽权纳贿，贪赃累累'（《明史·周延儒传》），崇祯初年仍任命他为首辅，这难道不是司法风控颠倒吗？最终导致'民穷盗起，内外交困，即便有智者也无法谋划'（《明史·流贼传》）。"
论吏治风控失序之祸
王生再次行礼说："先生谈及宋明吏治的败亡，我想听听吏治风控废弛的详情。"
李公取出《通典·职官》说："从前唐朝贞观之治，吏治风控在于'考课之法，每年一次小考，四年一次大考，以此决定升降'（《唐六典》）。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不可仓促。任用一个君子，其他君子都会到来；任用一个小人，其他小人就会竞相钻营。'"（《贞观政要》）到唐玄宗后期，'选官法度衰败毁坏，贿赂公行，台省之内都靠钱财得官，考课之法废弃'（《通典》），于是出现'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专权用事，贿赂成风，天下士人纷纷追随'（《旧唐书》）。到唐德宗时，卢杞为相，'忌妒贤能，攻击善类，对稍有不依附自己的人，必定置之死地'（《旧唐书·卢杞传》），吏治风控彻底崩坏，所以陆贽上奏说：'求才贵在广泛，考课贵在精细。从前则天太后临朝，想收揽人心，尤其注重提拔人才，弘扬委任的诚意，打开汲引的大门，进用人才不加怀疑，访求人才从不厌倦，不仅允许他人荐士，也允许自我举荐。所荐之人必定任用，所举之人立刻试用，这对于选士之道，岂不是过于简易了吗？但因为课责严格，升降迅速，不贤之人很快被罢黜，有才能者迅速升迁，所以当时称为知人之明，连续几朝都依赖这些人才。'"（《旧唐书·陆贽传》）这明确指出风控在于'课责严格，升降迅速'，若废弃，必定导致吏治败坏。"
他又指着案上的《明实录》说："看万历后期，张居正改革之后，'考成法废弃，吏治因循拖延，上下苟且敷衍，百事杂乱'（《明通鉴》）。当时吏部'推行掣签选官之法，选官不问贤愚，只看签的上下'（《明史·选举志》），这难道不是将吏治风控儿戏化吗？到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擅权，排斥异己，凡是正直之士，一概指为东林党，缇骑四出，天下骚动'（《明史·阉党传》），更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奉为吏治准则，所以杨涟上奏说：'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中年净身，钻营进入宫廷，起初还假装小忠小信以邀恩宠，后来竟敢做大奸大恶之事来乱政......如今宫禁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也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陛下。'"（《明史·杨涟传》）吏治风控到了这种地步，明朝的灭亡已在此埋下伏笔。"
引工商风控败亡之例
王生问："之前先生论及政、军、司法、吏治风控，敢问工商领域践踏风控，也会有大祸吗？"
李公展开《盐铁论》说："从前汉初'开放关卡桥梁，松弛山泽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通达'（《史记·货殖列传》），但到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本是国家风控措施，却导致'吏道混杂，不加选择，很多商人进入仕途'（《史记·平准书》），商贾入仕践踏官商风控，于是出现'如今吏道堵塞而不选拔人才，富人靠钱财买官，平民靠钻营求爵，天下风俗变得贪鄙重利，崇尚财富、轻视道义，以富贵为高、以贫困为下'（《盐铁论·贫富》）。这种风气到汉元帝、成帝时，'豪商大贾多发放贷款，中产家庭的子弟为他们做保役，奔走效劳如同臣仆，收取的税利堪比封君收入'（《汉书·食货志》），工商风控与吏治风控交相废弛，最终导致'百姓忧愁无依，成为盗贼'（同上）。"
他又指着宋瓷图谱说："看北宋汴京商市，《东京梦华录》记载'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在市店购买饮食，不置备家中蔬菜'，何等繁盛！但它的工商风控之败，在于'各路税务苛征横敛，商人转运货物，几乎被盘剥殆尽'（《宋会要辑稿·食货》）。尤其宋徽宗时，'造作局、应奉局设立，穷极淫巧，经费不计其数，于是商贾失业，百姓流离'（《宋史·食货志》）。更有'花石纲'之役，朱勔'每次取用良民家中的一石一木，都以皇命相迫，破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宋史·朱勔传》），这难道不是践踏工商风控而祸国殃民吗？所以方腊起义时说：'如今赋役繁重，官吏侵夺，农桑收入不足以供应。我们赖以活命的，不过是漆、楮、竹、木罢了，又全被征取，一丝一毫不留。'"（《宋史·方腊传》）这是工商崩溃引发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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